550萬到115萬！投資型受賄案的博弈，全靠這6個核心辯護點

當一位重量級的領導被指控受賄550余萬元，是絕望認罪，還是據理力爭？

張智勇律師歷經數月鏖戰，在幾千頁的卷宗中抽絲剝繭，最終讓法院采納了核心辯護觀點：其中435萬元系投資收益，不構成犯罪。 指控金額從550萬驟降至115萬。

第一章：至暗時刻——當“投資回報”變成“受賄鐵證”

1.1深夜的求助電話

那天深夜，智豪律師事務所的燈依然亮著。張智勇律師接到了一個求助電話：“張律師，老李（化名）說是受賄金額巨大……我們家感覺天塌了?！?/p>

老李，某大型國企的“一把手”，技術出身，作風硬朗。在許多人眼中，他是一個懂經營、有魄力的領導。然而，一紙《起訴意見書》將他打入了深淵。指控的核心事實非常簡單：老李在任職期間，向與其有業務往來的民營企業老板王某“投資”了200萬元，幾年后連本帶利收回了635萬元。

辦案機關的邏輯鏈條看似無懈可擊：

你是領導：你手握項目審批大權。

他是老板：他的項目需要你簽字。

回報驚人：短短三年，獲利435萬元，回報率高達217%。

結論：這所謂的“投資”，不過是披著合法外衣的“權錢交易”。那435萬利潤，就是受賄款。加上該行賄人其他零星送的115萬禮金，金額達550萬元。

1.2絕望中的一絲微光

家屬在會見室外泣不成聲，老李在鐵窗內也幾近崩潰。他反復念叨：“我真的出了錢的，那是我的養老錢，怎么就成受賄了？”

這就觸及了職務犯罪辯護中復雜的領域——“投資型受賄”的界定。

近年來，隨著反腐力度的深入，傳統的“一手交錢一手辦事”的受賄形式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更為隱蔽的“合作投資”、“干股分紅”、“委托理財”等新型手段。這就導致了一個巨大的法律灰色地帶：如何區分合法的（或違紀的）投資收益與非法的受賄犯罪？

在幾十本案卷中，我們沒有被“550萬”這個數字嚇倒，而是敏銳地捕捉到了幾個關鍵細節：

老李是真的轉了賬，有清晰的銀行流水。

那個項目當年確實存在巨大的市場風險。

老李雖然是領導，但也憑借專業知識參與了項目的部分決策。

張智勇律師在案情分析會上敲著桌子說：“違紀不等于犯罪，暴利不等于受賄。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435萬從‘刑法’的籠子里救出來。”

第二章：深度解構——投資型受賄的法律迷宮與辯護破局

在正式進入六大辯護要點之前，我們需要先厘清法律的底層邏輯。這也是我們團隊在法庭上說服法官的理論基石。

2.1司法解釋的“四種形態”

我們可以將“合作投資”行為分為四類：

老李的情況，恰恰處于類型三和類型四的交界處。公訴機關試圖將其定性為“名為投資，實為受賄”，而我們的任務，就是通過證據將其拉入“違規經商”的非罪范疇。

2.2核心爭議：權力的對價還是資本的增值？

公訴人的核心觀點往往是：“如果沒有手中的權力，行賄人憑什么帶你玩？憑什么給你這么高的回報？”

這是一個直擊靈魂的拷問。但在法律上，這種“有罪推定”的邏輯是站不住腳的。張智勇律師認為，判斷是否構成受賄，不能僅看結果（賺了多少錢），而要看過程（交易的本質）。

如果是受賄，其本質是“權錢交易”，即收益與權力掛鉤，與資金無關。

如果是投資，其本質是“風險與收益的博弈”，即收益與資本和風險掛鉤，與權力無直接因果。

為了厘清這一界限，我們總結出了六大黃金辯護要點。這不僅是老李案的勝負手，個人認為，也是此類案件的通用解題思路。

第三章：辯護要點一——資金的“物理真相”（出資真實性）

3.1 “真金白銀”是第一道防線

在很多判例中，被告人之所以敗訴，是因為所謂的“出資”是虛假的。比如：

·行賄人先給官員一筆錢，官員再轉回去當“本金”。

·官員打個欠條當出資，約定從未來分紅里扣除。

但在老李案中，我們調取了長達五年的家庭銀行流水，制作了一張長達三米的《資金來源脈絡圖》。

證據展示：

2010年3月，老李妻子贖回理財產品50萬元。

2010年4月，老李出售一套老舊學區房，獲款120萬元。

2010年5月，向其內弟借款30萬元（附借條及轉賬記錄）。

合計200萬元，分批匯入王某公司賬戶。

這一完整的證據鏈，直接粉碎了“虛假出資”的懷疑。我們指出：“審判長，這200萬是老李一家三代人的積蓄。如果這是受賄的道具，那這個道具的成本未免太高了！”

3.2資金的去向與沉淀

光有出資還不夠，還要看錢去哪了。

如果錢到了王某公司賬上，第二天又通過其他名目轉回給老李的關聯人，那就是“走賬”。

我們申請了司法會計鑒定，對王某公司的賬目進行了穿透式審計。結果顯示：老李的200萬進入公司后，直接用于了支付鋼材款和農民工工資。這筆錢在公司賬上“趴”了整整4年，變成了鋼筋水泥，成為了項目的一部分。

深度解讀：

根據最高法《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精神，涉及股票或投資的受賄，如果行為人支付了股本金，且該股本金被實際用于經營，那么其后續的收益就具備了“資本孳息”的屬性，而非單純的“賄賂款”。這一點至關重要。

第四章：辯護要點二——風險的“薛定諤狀態”（風險承擔）

這是投資型受賄辯護中最核心、也最容易被忽視的一點：風險。

投資的本質是“收益與風險并存”。而受賄的本質是“只賺不賠”。

“風險”的司法認定標準

什么叫“承擔風險”？在法律上，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

本金安全風險：如果項目爛尾，本金是否能拿回。

收益波動風險：收益是固定的（如年化20%），還是浮動的（隨利潤變化）？

如果是固定的，傾向于認定為“名為投資，實為借貸”。如果利率極高（如年化100%），則認定為受賄。

如果是浮動的，更符合股權投資特征。在老李案中，我們提交的審計報告顯示，老李的分紅比例嚴格對應了公司的年度凈利潤，有一年因為行情不好甚至沒有分紅。這一證據極大地增強了“投資”的可信度。

4.1協議背后的玄機

在老李案中，他和王某簽訂了一份《隱名投資協議》。公訴機關認為這是一份“抽屜協議”，是掩蓋受賄的道具。

但張智勇律師敏銳地發現了協議中的第4條：“如項目虧損，各方按出資比例承擔債務。”

公訴人反駁：“這只是寫在紙上的，實際上王某肯定不會讓領導虧錢?！?/p>

辯護的反擊：

我們沒有停留在口頭爭辯，而是還原了2010年的市場環境。

宏觀背景：2010年，國家出臺“國十條”，房地產調控驟然收緊，銀根緊縮。

微觀困境：王某的公司當時負債率高達85%，資金鏈岌岌可危。

我們找到了一封當年的電子郵件，是王某發給老李的：“李哥，現在形勢不好，如果你擔心，這200萬我先退給你。”

而老李的回復是：“既然投了，就共進退，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這個地段的潛力。”

這封郵件成為了庭審的“核彈級”證據。它證明了在風險真實存在、甚至迫在眉睫時，老李選擇了承擔風險，而不是撤資保本。這徹底切斷了“保本保收益”的受賄邏輯。

4.2對比案例：為何張某案會被定罪？

為了讓法官更信服，我們在辯護詞中引入了典型的張某受賄案作為反面對比。

在張某案中，被告人張某雖然也出了資，但存在幾個致命傷：

出資時間滯后：他在項目大局已定、穩賺不賠時才介入。

風險屏蔽：其他股東明確表示“不再讓張某繼續投入資金”，且在資金不足時由他人墊付。

收益異常：他僅出資20%，卻試圖拿走剩余的75間門面房作為利潤，嚴重且明顯地超出了出資比例。

對比老李案：

通過這張對比表，我們清晰地告訴法官：老李不是張某。老李是真投資，張某是假投資。

第五章：辯護要點三——不僅是股東，更是顧問（管理參與度）

根據規定，未出資或者未參與管理構成受賄。即使沒有實際出資（當然老李出資了），如果參與了管理，也可能不構成受賄。而對于既出資又參與管理的情況，更應認定為違規經商。

尋找老李的“管理痕跡”

老李作為國企一把手，不可能像普通員工一樣天天去王某公司打卡。這是否意味著他“未參與管理”？

張律師提出：對于公職人員“參與管理”的認定，不能機械地理解為“坐班”，而應看其是否發揮了股東的決策作用或利用專業知識提供了非權力性幫助。

我們從老李被扣押的辦公電腦中，恢復了大量的會議紀要和工程圖紙批注。

技術貢獻：老李是高級工程師，他在王某項目的“深基坑支護方案”中，親筆修改了多處參數，不僅保證了安全，還為項目節省了近300萬元成本。

決策參與：在項目幾次關鍵的股東會上（如確定銷售定價、選擇物業公司），老李都出席并發表了實質性意見。

剝離“權力”與“能力”

這里有一個極其微妙的界限：老李的“管理”是基于他的專業能力，還是基于他的公權力？

如果是后者（比如老李利用職權幫公司拿地、搞定違規審批），那么即使他參與了管理，收益也可能被認定為受賄。

在本案中，我們通過詳實的證據鏈證明，老李雖然提供了幫助，但這些幫助主要集中在技術層面和內部經營層面。至于項目所獲得的行政審批，我們調取了所有檔案，證明均符合法定程序，審批時長也在正常范圍內，不存在“特事特辦”的違規“開綠燈”。

律師：“審判長，老李是用他的‘腦子’和‘銀子’在賺錢，而不是用他的‘帽子’。雖然他戴著官帽去經商違反了黨紀，但他并沒有把官帽作為資本投入到這個項目中?！?/p>

閱卷的藝術

在老李案中，幾十本卷宗，光是銀行流水就有上千頁。辦案經驗少的律師可能只看訊問筆錄，看當事人認沒認罪。

但張律師知道，魔鬼藏在書證里。

我們是在一本不起眼的《公司會議記錄本》的角落里，發現了老李的名字。那是一次關于“外墻材料選購”的會議，老李提了一個建議：“建議使用A級防火材料，雖然貴點，但安全?！?/p>

這句話，與權錢交易無關，與工程質量有關。它證明了老李是在像一個負責任的股東那樣思考問題。這個細節被我們放大，成為了證明“參與管理”的關鍵佐證。

第六章：辯護要點四——大數據的力量（回報合理性）

435萬的回報，相對于200萬本金，翻了兩倍多。公訴機關緊緊抓住這一點：“暴利即黑金?！?/p>

引入第三方數據鑒證

我們沒有陷入空對空的理論爭辯，而是聘請了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案發同期（2010-2014年）、同地區、同類型的房地產項目的投資回報率進行了大數據檢索。

數據不會撒謊：

行業背景：2010-2014年是中國房地產的“黃金時代”，該城市房價翻了一番。

同類對比：該區域周邊的三個樓盤，同期投資回報率分別為180%、230%、210%。

老李回報：217%。

這組數據直觀地說明：老李賺得確實多，但這是時代的紅利，是市場的饋贈，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這屬于“正?！钡谋├?，而非行賄人的“超額輸送”。

“同股同權”的鐵證

除了橫向對比，我們還進行了縱向對比：老李的回報率，和其他非公職人員股東是否一致？

證據顯示，該項目還有另外一名隱名股東——溫州商人張三。張三與老李同時進場，出資500萬。最終分紅時，張三拿走了約1100萬。

計算可知，張三的收益率與老李完全一致。

辯護邏輯閉環：

如果這435萬是王某給老李的賄賂，那么王某為什么要給溫州商人張三也輸送同樣的“賄賂”？

既然同股同權，為何獨獨將老李的收益定性為犯罪？這顯然違反了邏輯同一律。

這一觀點引起了法官的高度重視。

第七章：辯護要點五——時間就是清白（投資時機論）

時間節點，往往是定罪量刑的“命門”。

“權力真空期”的投資

在梳理案情時，我們發現了一個被忽略的時間差：老李進行這筆投資的2010年初，他雖然在國企任職，但當時該國企尚未劃歸該項目所在的轄區管理，老李對王某的項目不具有直接的管轄權和制約關系。

當時王某之所以接受老李入股，是因為缺錢（資金鏈危機，Source 70）加上缺技術（老李是高工）。

也就是說，在雙方達成投資意向并實際出資的那一刻，老李手中并沒有足以讓王某“垂涎”并進行利益輸送的直接權力。

利益輸送的滯后性反證

公訴機關認為，雖然當時沒權，但后來有權了，這叫“感情投資”或“期貨受賄”。

但這種指控需要證據鏈的閉環。我們反駁道：如果是“期貨受賄”，那么在老李后來掌權后，理應有明顯的、違規的利益輸送行為作為回報。

但縱觀全案，該民營企業在老李任期內獲得的項目，均通過了公開招投標，且利潤率處于正常水平。

辯護要點：

投資發生時無權，掌權后無濫用。這切斷了“權”與“錢”之間的因果鏈條。

第八章：辯護要點六——紀法銜接的防火墻（罪與非罪）

這是最后一道防線，也是最務實的一道防線。

我們必須承認，老李作為國企領導干部，違規經商辦企業，甚至在關聯企業投資入股，這絕對是違反黨紀政紀的行為。

但是，違紀不等于犯罪。

法律的謙抑性

刑法是懲罰犯罪的最后手段。在職務犯罪中，必須嚴格區分“違紀所得”與“受賄所得”。

受賄所得：本質是權錢交易，不僅要沒收，還要判刑。

違紀所得：本質是違反廉潔自律規定，從事營利性活動。后果是黨紀政紀處分（如雙開）、沒收違法所得，但不涉及刑事責任。

策略性的退讓

在法庭上，張智勇律師沒有全盤否認老李的錯誤，而是痛心疾首地指出老李紀律意識的淡漠，承認其行為嚴重違反了紀律規定。

這種“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通過主動承認違紀，不僅展示了認罪悔罪的態度（有利于量刑），更在法理上筑起了一道防火墻：把那435萬牢牢地圈在“違紀”的范疇內，堅決阻擊其轉化為“受賄款”。

律師：

“審判長，被告人老李確實錯了。他錯在沒能守住黨員干部的廉潔底線，錯在貪圖不該有的商業利益。對于這一點，他和家屬都愿意接受組織的任何處分，愿意上繳全部違紀所得。但是，錯就是錯，罪就是罪。我們不能因為他犯了紀律的錯，就給他扣上刑事犯罪的帽子。法律的威嚴，恰恰在于其精準的界定。”

第九章：從550萬到115萬——辯護的勝利

庭審交鋒與判決

庭審持續了整整兩天。控辯雙方圍繞這435萬的性質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張智勇律師團隊準備的數十份證據、圖表、審計報告、對比案例，像一顆顆釘子，扎實地釘在了辯護防線上。

庭審的心理戰

公訴人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檢察官，攻勢凌厲。他反復問老李：“你作為一個領導，如果你不批這個項目，王某會讓你入股嗎？”

這是一個陷阱問題。如果回答“會”，顯得假；回答“不會”，似乎承認了權錢交易。

在庭前輔導中，我們與老李模擬了無數次。老李在庭上誠懇地回答：“公訴人，王老板讓我入股，肯定有看重我身份的成分，也有看重我技術能力的成分。但我入股，首先是因為我看好這個項目。至于我調動工作之后的批項目行為，那是我的職責，無論我入不入股，符合條件的項目我都得批。”

這個回答，既不回避敏感問題，又堅守了底線。

最終，裁決：

采納辯護人的主要意見。認定指控的550余萬元中，有435萬元系被告人違規從事營利性活動的收益，不構成受賄罪，依法移送有關單位處理。

為什么是115萬？

很多讀者會問，既然那435萬辯掉了，為什么還有115萬？

為什么是115萬？很多讀者會問，既然那435萬辯掉了，為什么還有115萬？這115萬，主要是老李在以逢年過節的名義收受的禮金，紅包、購物卡，以及一些無法解釋為投資回報的“感謝費”。

對于這部分，我們采取了誠懇認罪、積極退贓的策略。老李在庭上流下了悔恨的淚水，家屬也砸鍋賣鐵退清了這部分贓款。

這種“部分無罪辯護、部分罪輕辯護”的組合拳，既保住了老李的自由底線，又爭取到了法庭的從輕處罰。

第十章：深度思考——給公職人員及其家屬的“避坑指南”

案子贏了，但留給我們的思考卻是沉重的。

在張智勇律師團隊經辦的近千起職務犯罪案件中，“投資型受賄”就像一個隱形的陷阱，吞噬了無數精英。很多官員直到戴上手銬，都沒想明白自己錯在哪。

在此，我們總結了以下幾條忠告：

認清“瓜田李下”

如果你是公職人員：

物理隔離：絕對不要投資與自己職權管轄范圍相關的任何企業。這是鐵律。哪怕你真的出了錢，真的擔了風險，只要對方是你的管理對象，你就很難洗清“利益沖突”的嫌疑。

不要持股：盡量避免直接持股或代持股，尤其是不要收受“干股”。干股是受賄的重災區，必死無疑。

收益透明：任何投資收益，都必須經得起市場公允價值的檢驗。如果有人承諾給你遠超市場水平的回報（比如年化50%以上），那不是機會，是誘餌。

家屬的應對之道

如果你是家屬：

不要盲目信“關系”：案發后，很多家屬第一反應是找關系撈人。在現在的法治環境下，這不僅沒用，反而可能害了當事人（涉及行賄罪）。

第一時間咨詢：如果已經涉嫌此類問題，在接受調查前或調查初期，專業的法律咨詢至關重要。

張律師常說：“每一個職務犯罪案件的背后，都是一個在人生巔峰跌落的靈魂和一群驚慌失措的家屬。我們辯護的不僅僅是案卷，更是別人的人生。”

作者簡介：

張智勇，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主任，執業29年來代理了貴州省原副省長王曉光案、云南原省委常委政協副主席黃毅案、貴州省原副省長李再勇案、貴州省原政協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級職務案，廳級數十件，以及國企、私企人員等各類受賄行賄案上百件，辦理了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重慶不雅視頻趙紅霞案、四川交警開房丟槍案等案，讓多人無罪釋放。張智勇律師只做刑事案件，擅長職務辯護，行賄，經濟犯罪、程序辯護等各類刑案，不畏強權，敢于發聲，始終秉持正義至上的執業原則積極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帶領團隊辦理各類刑事案件近萬件，數百件取保不起訴判決無罪案例，為眾多當事人實現了無罪釋放，贏得了委托人的廣泛信賴與高度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