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面｜校園欺凌告別“內部消化”，公安可直接介入

界面新聞記者 | 蔡星卓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2026年1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以下簡稱“新法”）開始實施。據央視網，新法首次將校園欺凌納入治安管理處罰范疇，并明確欺凌行為界定、加大懲戒力度、壓實學校責任。

新法第60條明確規定，對“以毆打、侮辱、恐嚇等方式實施學生欺凌，違反治安管理”者，公安機關應當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采取相應矯治教育等措施。同時，對學校“明知發生嚴重的學生欺凌或者明知發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學生的犯罪，不按規定報告或者處置的”，除責令整改外，還建議有關部門依法處分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

北京勇者律師事務所律師易勝華告訴界面新聞，此次修法從根本上扭轉了校園欺凌的治理邏輯。“本次法律修訂提供了明確、剛性的法律規定，這意味著嚴重的校園欺凌就是違法行為，公安機關必須依法處置。這實現了從校園內部處理到公安機關依法介入的質變升級。”

新法明確校園欺凌違法屬性，但仍存在執法難點

從法律角度來說，“校園欺凌”的概念是什么？北京浩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矛盾化解工作專家庫專家劉凌律師告訴界面新聞，“校園欺凌”指在校園或延伸場景（如網絡、上下學途中）里，一名或多名學生利用權力不對等（如體力、社交地位、人數優勢），對特定學生實施具有惡意傷害意圖的行為，造成受害者身心傷害或環境壓迫。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9條曾提及學生欺凌相關內容。不過，劉凌解釋，《未成年人保護法》屬于綜合性保護立法，缺乏直接、具體的行政處罰手段。而《治安管理處罰法》則屬于行政法，直接賦予公安機關對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權（如警告、罰款、拘留等）。“新法不僅在條件上放寬和明確了行政拘留的適用，在年齡上也放寬了執行行政拘留的條件。將校園欺凌中符合治安違法標準的行為（如毆打、侮辱、威脅等）明確納入處罰范圍，意味著欺凌者可能直接面臨法律制裁。”

與此同時，界面新聞查閱發現，從2026年1月1日起，未成年人的年齡也不再是“免責金牌”。新法第23條規定，對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違反治安管理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可依法執行行政拘留。對已滿14不滿16周歲，在一年以內兩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依法執行行政拘留。

除了法律性質與定位上的不同，劉凌提到，新法對校園欺凌的行為界定與處罰標準更清晰，執法主體與處置程序也更明確。“總體而言，新法實現了‘不良行為-違法-犯罪’三級處置體系的全覆蓋，填補了法律空白。”

2024年6月22日，福建廈門，一所職業學院的學生在擺拍反對“校園霸凌”的音樂MV作品。（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易勝華表示，雖然新法已把“學生欺凌”納入治安管理處罰的處置范疇，但可操作細節不夠完善。易勝華提出，需要考慮如何在全國范圍內確定相對統一的“嚴重欺凌”認定標準。“對于精神傷害、網絡欺凌等無形傷害，如何建立科學、公認的證據認定標準，也是執法實踐中的一大挑戰。”

另外，易勝華認為，在執法力度上，需考慮如何在懲戒與教育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公安機關介入的初衷是保護與矯治，而非簡單懲罰，因此必須在程序中嚴格保護未成年人隱私，確保矯治措施真正發揮作用，幫助涉事學生回歸正軌。”

劉凌也認為，新法雖為打擊校園欺凌提供了更直接的執法武器，從執行角度來看，仍面臨幾個核心難點：行為定性難、“過錯相抵”誤區、證據固定難、學校角色尷尬、矯治措施銜接空檔（處罰完即結束）。“關鍵在于如何將法律條文精準、有效地轉化為實際保護。”

定性模糊與取證困難：“典型困境”如何破局？

從處罰層面來看，新法取得了重大突破，不過定性困難與取證困難，仍然是校園欺凌案件面臨的典型困境。

易勝華告訴界面新聞，從定性層面看，新法為定性提供了依據，但實踐中如何精準區分“欺凌”與“過火打鬧”，以及如何界定“侮辱”“恐嚇”的嚴重程度，仍需要通過制定細則進行完善。而對于取證來說，易勝華認為新法的改善有限。“語言暴力、關系排擠、網絡欺凌等隱蔽性強的行為，取證難仍是突出短板。但本次法律修訂，有助于學校和公安機關逐漸建立更規范、專業的報案、記錄與調查機制，從實踐中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取證機制。”

如何區分校園欺凌和“小打小鬧”？劉凌介紹，二者區別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權力結構是否失衡、行為是否具有持續性與升級趨勢、意圖是傷害還是解決矛盾、傷害后果是否嚴重且不可逆、受害者的主觀感受與求助反應。“現有法律對‘欺凌’的定義（如要求造成“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精神損害”）還是過于原則，難以涵蓋和量化大量隱性傷害。”

劉凌曾經手一個案件，初中女生小雪（化名，14歲）對同班女生小美（化名，14歲）因瑣事產生不滿情緒。某日，在學校操場的監控盲區，小雪組織兩名外班女生，當眾扇了小美一記耳光，并言語威脅“不許告訴老師”。過程持續約2分鐘，無其他肢體毆打。小美回家后情緒崩潰，并出現失眠、恐懼上學等癥狀，經診斷為急性應激反應。

劉凌分析，此案和很多校園欺凌案件一樣，存在定性困難與取證困難兩大困境。“小雪方堅持是‘互相打鬧過火了’，校方起初也試圖調解為‘同學矛盾’。單從行為看，一次扇耳光似乎夠不上“多次”或“情節惡劣”，但后來我們聚焦于‘權力不對等’（3人對1人、公然羞辱）和‘損害后果’（急性應激反應），主張這不是對等的沖突，而是單方面的羞辱和威懾，最終推動案件被嚴肅對待。”另外，此事件事發在監控盲區，除受害者陳述外，主要依賴2名現場目擊同學的證言，且其中一人最初因害怕報復不敢作證，另一人證詞模糊。 最終，劉凌通過多次、耐心的溝通，并申請了未成年人心理輔導老師在場，才獲取了穩定證言。

“這個案例反映出，僅靠單次、事后的介入（無論是司法還是校紀）是遠遠不夠的。關鍵在于，一方面要建立校園異常行為早期識別機制，另一方面要鼓勵校方在易發生欺凌的‘盲區’加裝監控，并明確告知學生，即建立便捷、保密的欺凌事件報告渠道（如線上匿名平臺），讓取證始于第一時間。”劉凌補充。

除此之外，劉凌認為，對于校園欺凌的法律空白仍存在，比如對未滿14周歲和情節未達犯罪/拘留標準的欺凌行為缺乏有效的法律規制手段。另外，強制性的心理干預、國家監護介入和專門矯治的獨立法律程序仍是空缺。

“永不停息的噩夢”：隱匿的網絡欺凌

關注校園欺凌有五六年的時間，近幾年，隨著案例逐漸增多，劉凌開始關注網絡欺凌。劉凌認為，新法也填補了網絡欺凌領域的規制空白。劉凌提到，新法背景下，欺凌行為的發生地不僅限于物理空間（如校園），在微信群、QQ空間、短視頻平臺等網絡空間實施的侮辱、恐嚇等行為，只要侵害特定同學，同樣適用此法。

為什么網絡欺凌特別值得關注？劉凌認為，相較傳統的發生在校園內的欺凌，網絡欺凌的傷害程度和惡劣影響更加深遠，會對欺凌者與受害者造成雙向傷害。“對于欺凌者來說，網絡匿名的‘去責任感’可能誘導學生放縱惡意，扭曲其道德觀念。而對于受害者來說，他們可能將網絡暴力內化為‘自我否定’，影響終身人格發展。”

具體而言，劉凌提到，學生群體有其特殊的脆弱性。“學生的心理發育還不成熟，他們正處于自我認知形成期，對負面信息的辨別和承受能力較弱。網絡欺凌（如群聊嘲諷、惡意P圖、隱私曝光）可能直接摧毀其自尊，引發長期焦慮、抑郁甚至自我傷害。”另外，數字原住民與風險認知也存在錯位，當代學生缺乏對網絡行為后果的認知。

網絡欺凌的另一特點，是其隱匿性與擴散性。劉凌分析，網絡欺凌可通過社交平臺、游戲社區等24小時持續進行，且信息難以徹底清除，使受害者無處可逃，形成“永不停息的噩夢”。除了欺凌者使用的匿名賬號或虛假身份，被刪除的惡意內容、私密群聊的截圖等，都增加了干預難度。

劉凌提到，對于網絡欺凌來說，學校和家長也存在監管盲區。“許多家長和老師對新興社交平臺（如隱秘聊天群、游戲內語音）缺乏了解，無法及時發現欺凌跡象。而且網絡欺凌常是線下欺凌的延伸，但因其隱蔽性，老師往往只能看到線下沖突的表象，錯過線上更嚴重的攻擊行為。”

針對未成年的網絡欺凌的相關內容，此前已有《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有所涉及。劉凌補充，實際上，新法的核心作用是提供了國家強制力的行政制裁手段，能將部分嚴重但尚未構成犯罪的網絡欺凌行為，明確納入公安機關的直接管轄范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等法律側重于預防、教育和平臺責任，而新法則提供了事后的行政制裁和強制干預，兩者結合，使得從預防到處置的法律鏈條更加完整。”

作為前公訴人，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總結，劉凌認為校園欺凌對未成年人最深遠、最具破壞性的危害并非可見的傷痕，而是一種對“自我”的系統性摧毀。“它像一種慢性的精神毒藥，危害滲透在心理、認知與社會性發展的各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