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深壹度丨國際事務中的爭議皆為“立場決定是非”

整理：張春法

出品：法哥嘚吧嘚

刊發：華早出擊

當我們審視國際事務中的種種爭議時，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時常浮現，那就是對于性質相似的事件，人們的道德評判和是非論斷卻可能截然不同。這種判斷的差異，往往并非源于對客觀事實的否認，而是深植于我們所選擇的立場。立場，如同一個棱鏡，折射出各異的是非光譜。它可能源于國家利益、文化認同、歷史淵源或情感紐帶，無形中塑造了我們認知的邊界。今天，我們一起探討這種“立場決定是非”的現象，剖析其背后的邏輯與影響，并思考在復雜的現實世界中，如何尋求一種更為平衡的判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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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場決定是非的理論內涵

“立場決定是非”這一現象深刻植根于人類認知結構與政治實踐之中。從本質上看，立場是指人們在認識世界、處理事務、面對利益關系等問題上表明自身態度的出發點和立足點。立場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既受到教育、環境的影響，也取決于個體的世界觀和利益訴求。當我們探討立場如何影響是非判斷時，實際上是在探討一種特定的思維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個體或群體對事物正確與否的判斷不主要依據客觀事實或普遍價值標準，而是取決于其所處的立場位置。

從歷史淵源來看，“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忠孝節義”等價值觀念要求人們按照特定身份立場來判斷是非，“忠”是緊跟君主，“孝”是緊跟父母，“節”是緊跟夫君，“義”是緊跟兄長。這種基于人身依附關系的立場觀，塑造了一種以尊長意志為是非標準的文化心理。而在國際政治領域，類似現象同樣普遍存在——國家利益、意識形態歸屬、地緣政治考量等因素常常成為判斷國際事務是非的首要標準。

從心理機制分析，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源于人類天然的群體歸屬需求。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傾向于認同自己所處的群體，并接受該群體的價值判斷標準。這種認同感不僅滿足了個體的心理安全需要，也簡化了復雜的道德判斷過程。然而，這種思維捷徑的代價是可能模糊了客觀事實與價值判斷的邊界，導致人們在對不同但本質相似的事件中采取截然不同的是非標準。

從社會表現來看，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在不同領域有不同表現形式。在政治領域，它可能表現為“階級立場”或“國家立場”，要求人們站在特定政治立場上判斷是非。在國際關系中，則體現為各國基于自身利益對同一類事件作出完全不同的是非判斷。甚至在學術領域，也曾出現如蘇聯時期將遺傳學劃分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荒謬做法。這些現象共同揭示了立場思維如何影響乃至扭曲是非判斷。

立場決定是非有不同表現層面，我們從三個層面分析“立場”是如何具體影響人們對是非的判斷。

在個體層面，是非判斷主要受到個人利益與情感偏好的支配，這種影響最常見于日常生活與人際交往之中。當人們評估一件事是否正確時，往往會不自覺地傾向于符合自身利益或情感取向的結論。

如果上升到群體層面，判斷標準則轉變為群體認同與歸屬需求。在這一層面，個人會傾向于采納所在群體（如團隊、組織）的共識立場，其是非觀服務于維護群體內部團結與外部邊界，這在組織行為與團隊決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而在宏觀的國家層面，是非判斷徹底讓位于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考量。這一層面的立場思維直接塑造了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與行為模式，是國際關系與外交政策最核心的驅動邏輯之一。

這三個層面由微觀至宏觀，清晰地揭示了“立場決定是非”這一機制在不同社會維度中的運作邏輯。

二、立場決定是非在國際政治中的現實表現

國際政治領域為“立場決定是非”提供了豐富而深刻的例證。在國際舞臺上，各國對同類事件采取不同評判標準的情況屢見不鮮。例如，對烏克蘭和委內瑞拉的類似遭遇，不同國家因關系親疏而采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強烈譴責一方，而對另一方的類似行為保持沉默。這種選擇性評判凸顯了國際關系中立場先于是非的現實。

國際關系中的雙重標準現象源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缺乏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政府來制定并強制執行普適性的道德和法律標準。因此，國家利益成為各國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出發點。從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視角看，國家為確保生存與發展，必然將自身利益置于首位，道德考量則相對次要。這種邏輯下，“立場決定是非”不再是簡單的道德缺失，而是國際體系結構下的理性選擇。

國際政治中的立場思維通過多種機制發揮作用。首先是利益計算機制，國家會根據自身利益權衡每個事件的利弊得失，然后據此確定立場和是非判斷。其次是身份認同機制，國家會基于意識形態、文化淵源、歷史聯系等因素形成身份認同，對“我們”群體和“他們”群體采取不同評判標準。第三是路徑依賴機制，一個國家在特定問題上的立場往往受歷史因素制約，難以根據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進行調整。

以中美俄三角關系為例，這種立場思維表現得尤為明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行為常被一些國家描述為“霸權主義”和“干涉內政”，而類似行為若來自盟友或戰略伙伴則可能被弱化描述或合理化解讀。相反，這些國家可能對俄羅斯的行為采取更為寬容的立場，或將批評的矛頭主要指向西方國家的反應而非行為本身。這種差異并非偶然，而是源于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格局和利益考量。

國際關系中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還通過話語建構得以強化。國家通過操控話語權，對同類事件采用不同框架進行解讀和表述，從而使得基于立場的雙重標準獲得表面的一致性。例如，將同一主權國家內的軍事行動根據對象不同分別定義為“反恐行動”與“侵略行為”；將同樣的外部干預依據干預者身份描述為“國際援助”或“粗暴干涉”。這種話語策略使得立場思維在國際政治論述中獲得了一定的正當性外觀。

我們通過三個典型案例來觀察國際政治中因立場不同而導致的是非標準雙重性。

首先，在“主權干涉”問題上，同樣的外部干預行為會因干涉者的身份不同，被賦予截然相反的道德標簽。若行為方是己方或盟友，則可能被塑造為“保護責任”或“人道主義干預”；若行為方是對手或競爭國，則會被斥為“主權侵犯”或“帝國主義行徑”。其差異根源在于對干涉者身份的判斷與自身的利益考量。

其次，在“經濟制裁”領域，同一制裁措施也會出現兩種對立的定性。如果從施加制裁一方的立場出發，這被描述為“必要的國際壓力”；如果從被制裁一方的立場看，這無疑是“非法的單邊強制措施”。這種表述的對立，直接反映了被制裁對象與本國關系的親疏。

另外，對于一國內部的“內部沖突”，外部世界的定性更是立場鮮明地體現。支持沖突中的一方，則會稱其為“人民正義斗爭”；反對或敵視該方，則稱之為“分裂主義恐怖活動”。采取何種表述，完全取決于沖突各方的訴求與本國國家利益的契合程度。

所以說，在國際舞臺上，對事件性質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工具，其選擇根本上服務于行為體的立場與利益。

深層而言，國際政治中立場決定是非的現象反映了國際社會道德共識的脆弱性和人類共同價值建設的不足。在理想情況下，國際事務的判斷應基于普遍接受的國際法規和人類共同價值。然而現實中，國家利益、文明差異、意識形態分歧等因素使得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倫理”難以全面落實。道德共識的達成不易，道德共識與人類共同價值的實踐所依循的，更是曲折中前進的漸進性歷史邏輯。

三、立場決定是非的局限性

盡管立場決定是非在國際政治實踐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但這種思維模式在道德、實踐和邏輯上面臨著嚴峻挑戰。從倫理角度看，極端立場思維可能導致道德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使一切是非判斷失去客觀標準。道德相對主義認為“不存在普遍適用的道德真理。道德標準因文化、社會或個人的不同而相對成立”。若將這種邏輯推向極端，則意味著像殖民者屠殺原住民、納粹種族滅絕這樣的行為，也僅能被視為“他們的文化習俗”，外人無權批判——這顯然是絕大多數人道德直覺無法接受的結論。

從實踐層面看，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可能導致一系列負面后果。首先，它可能損害國家的國際信譽和軟實力。長期、系統性地采用雙重標準會使國家失去道德權威，削弱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分量。其次，這種思維可能導致外交政策缺乏一致性，從而引發誤判和沖突。當國家立場頻繁搖擺、是非標準隨意變更時，國際行為將變得不可預測，增加不確定性。再者，過度依賴立場思維可能阻礙國際合作，特別是在需要全球共同應對的挑戰面前，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

從邏輯角度審視，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存在內在矛盾。一方面，它無法通過普遍化測試——如果每個國家都基于自身立場隨意解釋國際規則，國際秩序將陷入混亂。另一方面，這種思維常常混淆解釋與正當化的區別：即使我們可以從國家利益角度解釋為何采取某種立場，但這種解釋并不能為該立場的道德正當性提供充分辯護。正如哲學家指出的，道德判斷需要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和公正性，而極端立場思維恰恰缺乏這些要素。

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還面臨著現實主義困境。即使拋開道德考量，純粹從實用角度分析，這種思維也未必總能有效服務國家利益。短期來看，基于立場的雙重標準可能帶來戰術收益；但長期而言，它可能損害國家的聲譽，削弱聯盟關系，刺激反制措施，最終損害國家利益。現代國際關系日益網絡化、制度化，在這種環境下，維護信譽和一致性往往比短期投機更能促進長期利益。

從人類認知層面看，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體現了某種智力上的懶惰。它回避了復雜情境下的道德權衡和事實分析，提供了一種簡單化的判斷捷徑。然而，國際事務的復雜性要求我們能夠同時考慮多方利益和觀點，在不同價值之間尋求平衡。有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對狗來說立場決定是非，對人來說事實真相決定是非。狗是誰喂它，它就按主人的意志行事，它沒有是非判斷能力，而人則不是”。這種觀點可能過于極端，但確實揭示了立場思維可能阻礙理性判斷的風險。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可能掩蓋真正的利益沖突和價值分歧。通過將復雜問題簡化為立場站隊，這種思維可能阻礙各方就實質問題進行深入對話和協商。例如，在國際爭端中，單純強調立場對立可能使各方忽視共同利益和創造性解決方案的空間。相反，如果能夠暫時懸置立場分歧，從具體問題和共同關切出發，反而可能找到更有利于實現各方利益的路徑。

四、超越立場尋求共同價值的可能

在認識到立場決定是非的普遍性和局限性的基礎上，我們需要探索超越單純立場思維的可能性，在國際事務中尋求更具普遍性的價值基礎。這種探索并非完全否定國家立場的重要性，而是試圖在合理維護國家利益與尊重人類共同價值之間尋找平衡點。理想形態的道德共識與人類共同價值建構，強調以優良制度的名義，在持續的變革中，不斷推進“類本位”時代人類共同生存利益和福祉最大化的公共性實踐。

構建人類共同價值需要超越兩種極端：一方面要避免僵化的道德絕對主義，另一方面也要抵制“怎么都行”的極端相對主義。道德絕對主義聲稱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德真理，往往忽視文化多樣性和具體情境的復雜性；而極端相對主義則可能否定任何普遍價值，導致道德虛無主義。在這兩種極端之間，一種可行的中間道路是尋求底線共識與重疊共識。我們不需要一套完整的、絕對的道德真理大全，而是可以在一些最底線的、最基本的準則上達成共識，如反對酷刑、保護基本人權、尊重人類尊嚴等。

從實踐角度，超越立場思維需要推動國際關系的文明化轉型。這種轉型包括：首先，促進國際對話從“立場宣示”向“利益協調”和“價值對話”轉變，增加各方對共同問題和挑戰的認知；其次，加強國際制度建設，通過規則和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約束純粹立場思維的影響；最后，培育全球公民意識，使各國在關注國家利益的同時也能考慮人類共同利益。這種轉型并非否定國家利益，而是試圖在更廣闊的時空范圍內理解和定義利益。

在國際事務判斷中，一種更為平衡的做法是遵循“根據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來確定立場”的原則。這一原則要求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首先盡可能客觀地了解事實真相，然后依據普遍認可的國際法規和道德原則對事件作出初步判斷，最后再結合國家利益和其他因素綜合考慮。這種做法既尊重事實和普遍價值，也承認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中的正當地位，比簡單的“立場決定是非”更為復雜也更有道德生命力。

在方法論層面，超越立場思維可以借鑒“反思平衡”的方法——在不斷調整普遍原則與具體判斷之間尋求協調。這種方法要求我們同時從兩個方向進行思考：一方面從普遍原則出發思考具體問題，另一方面從具體案例的判斷反思普遍原則的適當性。通過這種雙向思維，可以促進不同立場之間的一定程度融通，減少立場對立帶來的判斷偏見。

教育在超越立場思維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傳統立場教育強調“政治立場、階級立場和是非立場”的培養，而這種教育需要與“普世價值”教育形成平衡。現代教育應當幫助學生既理解立場思維的現實存在，也認識其局限性；既重視國家利益和民族文化特色，也培養全球視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通過這種平衡的教育，未來一代可能能夠更加靈活、理性地處理立場與是非的復雜關系。

最終，超越立場決定是非的思維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密切相關。在面對全球性挑戰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恐怖主義等問題時，人類共同利益變得前所未有的明晰和緊迫。這些挑戰要求各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單純的國家立場，從人類共同利益出發思考問題和解決方案。這種思維轉變并非要求國家放棄自身利益，而是認識到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國家利益與人類共同利益日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五、是非曲直誰人定？

“立場決定是非”作為國際政治中的常見現象，既反映了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現實，也暴露了人類道德判斷的內在困境。目前的聯合國不具備一個國家政府那樣的絕對權威和強制能力。國際體系在本質上是一個由平等主權國家構成的“無政府社會”，其中既有合作與規范，也始終存在著權力斗爭和利益博弈。正是這種缺乏終極仲裁者的系統性特征，為國家在處理國際事務時首要考慮自身立場而非抽象的是非標準，提供了根本性的結構動因。這一現象既有其現實合理性，也存在明顯的道德和實踐局限。總之，單純依靠立場進行是非判斷，雖然可能獲得短期策略性收益，但從長遠看可能損害國家的國際信譽和道德權威，也不利于構建更加穩定、公正的國際秩序。

在國際事務中尋求立場與是非的平衡點，需要我們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一方面，承認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中的正當地位，理解不同國家基于歷史、文化和現實處境形成的特定視角；另一方面，堅持某些基本國際規范和人類共同價值，抵制極端相對主義的誘惑。中國外交部倡導的“根據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確定立場”的原則，為這種平衡提供了有益參考。

未來國際秩序的發展，需要在尊重多元立場和維護共同價值之間尋找更加精細的平衡。這既需要加強國際制度和規則建設，也需要深化不同文明間的道德對話，在差異中尋求共識，在分歧中探索共同價值。只有在充分尊重人類共同價值和基本道德規范的前提下，基于立場的差異才能成為豐富國際關系的內涵，而非分裂對立的源泉。面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戰，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超越單純國家立場的智慧和勇氣，從更廣闊的人類共同利益視角思考我們的未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