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胡蘭犧牲后，山西小伙反映舅舅不是叛徒，真兇躲藏12年后終落網

劉胡蘭犧牲后，山西小伙反映舅舅不是叛徒，真兇躲藏12年后終落網

劉胡蘭犧牲后，山西小伙反映舅舅不是叛徒，真兇躲藏12年后終落網

1952年11月的一個傍晚，湘西永順縣禮堂燈光昏黃，影片《劉胡蘭》剛放到一半，坐在角落里的陳德鄰卻愈看愈不對勁。銀幕里，一個“告密者”的影子被加了粗體特寫，臺下不少觀眾低聲議論：“聽說那人就是石三槐。”陳德鄰的心“咯噔”一下——石三槐正是他的三舅，五年前早被敵人殺害，怎么忽然成了叛徒？

影片散場，他一路回到住處，心里像壓塊大石。第二天清晨，他寫信給劇本作者梁姓同志，只問一句：“誰告訴你石三槐告密？”不久回信到了，寥寥幾字：“你八叔和大舅母說的。”答案并不解渴，反倒摳出了更深的疑團。

1957年夏天，陳德鄰已調任吉首縣委組織部長，回山西老家探親時專程去問八叔段占喜。院子里的谷物曬得正歡，他開門見山：“三舅賣人，你拿什么作證？”八叔撓頭：“石五則當年告訴我的。”短短一句，讓陳德鄰心頭猛地亮起一盞警燈——石五則，這名在村里自稱“老黨員”的人，難道才是真正的突破口？

回湘西途中，陳德鄰一路翻資料、復盤細節。云周西村1947年1月12日那場血案，他曾親歷；當時被捕的八個人，最后只有石五則安然回家，這一點始終解釋不通。有意思的是，石五則回村后還四處聲稱“自己替段家說情才救了人”，口吻像是邀功，更像是甩鍋。試想一下，如果真是忠義之士，為何先保自己平安？

1958年，他寫了八份申訴材料，分別寄往華北局、團中央、山西省委等部門。材料里既有時間坐標，也附上了當年目擊者名單，一絲不敢潦草。省委很快來函：“情況重要，另行核查。”不過真正形成專案，卻又拖了大半年。

1959年6月，省委副書記鄭林親赴云周西村，事情這才迎來轉折。鄭林在村口質問當地干部：“烈士就在腳下，你們為何悶聲？”一句重話，令調查組的齒輪迅速運轉。隨后一年里，專案人員跑遍文水、汾陽、祁縣，連夜比對口供，逐漸拼出一條清晰鏈條：石五則于1946年被開除黨籍后心生怨恨，同年10月閻軍南犯時投敵，并主動供出劉胡蘭和陳家兄弟行蹤。

更扎眼的證據來自同案犯張生兒。被捕那晚，他悄悄對辦案人說：“當時石五則舉棍打暈石三槐，還沖我低聲道：‘咱倆配合，保命要緊。’”這句對話雖短，卻如利刃劃破迷霧，將“冤案”與“真兇”徹底剝離。

1960年底，所有口供、物證裝成厚厚兩麻袋送進縣公安局案卷室。石五則被拘后依舊沉默，偶爾抬頭冷笑，仿佛事不關己。面對審訊，他的回答只有一字：“沒有。”可檔案里一張敵偽隊伍花名冊將他名字牢牢釘死在“線人”一欄，旁邊備注的日期正是1947年1月5日，比劉胡蘭被捕早三天，時間吻合得毫厘不差。

1963年2月14日，云周西村的公審大會擠滿鄉親。主持人宣讀判決書時，冷風裹著擴音喇叭顫顫發響：“石五則，叛變投敵，直接參與殘害七位烈士，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人群中有人哽咽，有人咬牙。十二年的疑云至此散去，石三槐的清白寫得鏗鏘。

值得一提的是，調查尾聲，專案組找到1947年閻錫山部第215團1營的作戰命令。電報里點名要抓捕“劉胡蘭”，可見這位年僅15歲的姑娘已讓閻軍寢食難安。文件旁的日期，是劉胡蘭犧牲前一天。紙張泛黃，卻讓人心口發熱。

案子雖結，但歷史沒有落幕。陳德鄰離村那天，大槐樹下有人送行，有老人拍拍他肩膀：“娃，虧你一股倔勁兒，要不冤枉就這么壓一輩子。”這句話，不長，卻重過千斤。

后來陳德鄰再未向外人提及此案，只把所有材料交給了劉胡蘭烈士紀念館。館里那面斑駁的墻上，掛著毛主席的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烈士們的照片排列其下，靜靜注視著來訪者；而石五則那張檔案照，被收在館后的小庫房，與宣判書同在，一起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