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康生約胡喬木談話，寒暄過后通知他：遷出中南海

1965年深秋，北京已見涼意。華燈初上的中南海頤園，還亮著一盞孤燈。胡喬木看著桌上的《史記》注本，眼睛酸澀，腦海里卻飄出九年前廬山診室里那句提醒：“神經衰弱，務必長休。”自那之后，他像被抽離出了中央最喧囂的漩渦，日子忽而輕慢，忽而沉重。

病養的空當里，外面的局勢沒停下腳步。1966年5月，電話驟響，話筒那端只一句：“主席要見你，請今晚十點前到釣魚臺。”語氣簡短，像多年前秘書處的調度。胡喬木應聲，心底卻并不篤定。他帶著厚厚的筆記本，想著要匯報病情、談輿論走向，甚至準備好自我檢討。可見面時，毛主席只是淡淡一句：“回北京，少說話，多看，多想。”四兩撥千斤，話語不多，卻句句埋伏。胡喬木靜靜點頭，沒敢多問。那夜，他不知道這是與主席最后一次當面交談。

返京后第三天，一通由機要臺轉接的電話又來了。對方報出名字——康生。胡喬木愣了幾秒才回神。自廬山會議后，他與康生幾乎無碰面，這次主動邀約，絕非閑談。地點選在紫光閣，時間定在午后兩點。

陽光正烈，空氣里卻透著股寒意。寒暄兩句，康生先問：“最近身體還好？”胡喬木答：“差強人意，睡眠尚可。”隨后，康生俯身翻了翻手邊文件：“頤園那片要拓路，你那棟房子得拆，你得搬。”語氣平平，好像在說一件再普通不過的后勤安排。胡喬木沒有插話，心里卻清楚，這不僅是修路。康生看他沉默，又補了一句：“趁早物色新居，三十天內清空。”談話到此戛然而止。

從紫光閣出來，梧桐葉被風卷得簌簌直響，像敲一面冷鼓。胡喬木想起自己在中南海住了整整十七年：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從新華門步行回頤園時，群眾還在長安街高喊口號；1954年，他夜里趕出新華社社論，《憲法草案》中譯稿修改到凌晨；1957年，《人民日報》那篇讓他挨批的“八股味”文章，也是坐在這座兩層小樓里敲出的。如今，一紙通知，往事都要裝進紙箱。

他并未計較拆遷的理由。修路只是表象，真正的信號在于：核心政治區的“安全距離”被重新劃線。他，一個長期休養、又曾在輿論口徑上有所“滯后”的老秘書，被悄悄劃出了最內層圓圈。這里的邏輯，他太熟悉了，不必點破。

搬家前夜，他走到書房中央，撫過那幅1937年延安留影。照片上，胡喬木年輕得像個學生，站在窯洞口，懷里夾一疊稿紙。那年春天，《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剛發表。毛主席讀后連聲稱贊：“喬木是個人才。”也就是這句話，把他推到主席案頭。

1941年2月初，王若飛通知他到毛主席身邊“報到”。頭一天，他不知所措；第二天，他硬著頭皮推門而入，說：“讓我來校對《六大以來》吧。”這份519篇、280多萬字的文獻集，他用了半年時間理清頭緒。楊尚昆后來感嘆：“有點真本事，怪不得主席器重。”

1945年，赴重慶期間，他身兼秘書與《新華日報》主筆，兩個月里連發多篇時評。最轟動的那篇《蔣介石元旦演說與政治協商會議》，萬字長文擊中了獨裁與民主的要害。毛主席過目后只批“可發”二字，次日見報，輿論滔滔。筆鋒之銳，也讓許多人記住了“中共一支筆”。

1949年以后，他身上的職務越來越多：新聞總署、新華社、《人民日報》，再到書記處候補。舞臺看似更廣，暗流也更急。1957年“百家爭鳴”氛圍正濃，《人民日報》卻刊出那篇被指“壓制”的社論。毛主席隨手寫下批語：“編排水平待提高，八股味重。”批語貼在報社布告欄，胡喬木面無表情，卻在夜里失眠。神經衰弱癥此后纏身，一發不可收。1961年北戴河，他寫信請假，毛主席回條：“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休養的確給了他喘息，但同時讓他離決策中樞愈行愈遠。

1966年6月中旬，他看了十多處房子，最終選定天安門廣場東側那幢老式二層小樓。搬家那天，他讓秘書把所有毛主席修改過的手稿單獨封箱，注明“必存”。黃昏收尾，院里只剩幾案舊物。警衛小張低聲說：“胡參事，這地方住慣了，還真有點舍不得。”胡喬木答：“東西并沒帶走多少，該留下的都留在腦子里。”

夜色降臨，院墻外的車燈拖成一條亮線，像拉開的歲月折痕。胡喬木坐在空蕩的客廳，聽墻上的鐘嘀嗒作響。無人催稿，無人等批示。一切仿佛歸零，又似尚未結束。他伸手摸向口袋，那里有一頁折得發白的紙條，上書：“少說話，多看，多想。”字跡勁挺，是49天前主席親筆。

他把紙條攥在掌心，推門走進深沉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