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劉伯承到南京，許世友深夜打電話通知肖永銀：你去接一下

1970年3月的一天深夜，南京城細雨綿綿，軍區作戰值班室的電話鈴突然尖銳地響起，值班員一個激靈接起，話筒里傳來許世友短促的命令聲：“告訴老肖，馬上去火車站，劉帥就到。”

消息瞬間傳到副司令員肖永銀宿舍，他外衣都顧不上扣齊就沖出門。二十分鐘后，吉普停在南京西站，站臺燈光昏黃，列車汽笛低沉，空氣里是濕冷的鐵銹味。

車門打開，劉伯承在警衛攙扶下緩緩踏下車梯。身形比當年清瘦許多，左手仍習慣性扶著大衣口袋，右眼的玻璃鏡片在燈下反射出淡淡光點。肖永銀上前一步，壓低聲音：“師長，辛苦了。”劉伯承只回了四個字：“老地方見。”

汽車駛向中山陵五號院，車廂里短暫沉默。劉伯承突然輕輕咳嗽，隨后自嘲似的說：“腳不聽使喚，給你們添麻煩。”肖永銀搖頭：“首長在，麻煩都值。”

院門合上，已經是凌晨一點。許世友披著軍大衣迎出來，腳步生風，寒夜里一句“歡迎首長”簡潔有力。簡單寒暄后，他把鑰匙交給肖永銀：“這兒你盯著，劉帥什么都別操心。”

劉伯承住下后，最先叮囑的是警衛排要減半，伙食照南京軍區普通標準執行。第二天早餐，一碟鎮江肴肉、一碗粥，劉帥夾了一塊便放下筷子，轉而詢問部隊野戰搶修訓練進展。他來南京，主要是想看裝甲兵學校的實驗狀況。

上午十點，肖永銀陪劉帥到坦克教導團。演示結束，劉伯承拄著手杖在草地上畫箭頭，反復推敲班組協同細節。現場干部見元帥講得投入，紛紛掏筆記錄。臨走前，他把粉筆頭遞給團長：“戰場上省一秒，就能多活一排人。”

夜里回到五號院，劉伯承倦意上涌，卻執意召肖永銀喝茶。爐火噼啪作響，兩人隔著小方桌坐定。劉帥忽然問起三十三年前那封寫給中央的信：“當時要是沒交到，就沒有今天的咱們。”肖永銀略一沉吟，答道：“那封信交到了，也把我這條命交給了您。”

時間倒退到1937年7月，祁連山腳下的收容所，援西軍司令部帳篷前，衣衫襤褸的肖永銀遞上那封信。劉伯承摘下眼鏡，用袖口抹了把淚，隨后對警衛低聲交代：“給他們先弄口熱湯。”那一刻，兩人的關系從上下屬變成生死與共。

抗戰歲月里，劉伯承把課堂搬到戰壕。肖永銀回憶：論沖鋒，自己膽大；論布陣，還是劉帥冷靜。1947年汝河突圍，野戰軍腹背受敵，劉伯承只說一句“狹路相逢勇者勝”，便讓肖永銀明白必須搶灘。那夜，十八旅魚貫涉水，炮彈照亮河面，劉、鄧隨隊過河，險些被卷入急流。

兩年后西南戰場，肖永銀以十二軍副軍長身份圍成都。李文兵團虛張聲勢，打著“求見劉司令員”的旗號拖延時間。肖永銀冷笑，讓34師夜襲九十軍軍部，一口氣打垮七個軍。俘虜押到指揮部，他只問一句：“還見不見劉司令？”對方低頭不語，戰局隨即改寫。

回到1970年，劉伯承每天上午研讀訓練日志，下午在院子里踱步。許世友擔心他寂寞，安排各兵種首長輪流匯報，劉帥卻多次謝絕，只對肖永銀說：“文件我看過，別浪費人家時間。”于是，院里門鈴常常一天只響一次——肖永銀帶著兩只斑鳩、一小壇鎮江醋溜筍干走進來。

晚飯后，兩人常談起部隊現代化。劉伯承堅持：“機械化不只是裝備，更是指揮習慣。”肖永銀點頭，卻提醒南京水網密布，坦克縱隊機動不易。劉帥露出贊許的神情：“所以要練跨河渡口。”

駐南京三月，劉伯承身體出現反復，醫囑要回京治療。臨行那晚，他讓警衛去請肖永銀。燈光微弱，他從床頭抽出一張折痕累累的紙條，上面寫著新式合成旅編制設想。“這東西留給你，能用就用，不能用就燒掉。”語氣平淡，卻透出倔強。

1986年1月，劉伯承病危。肖永銀趕到北京301醫院，病房里消毒水氣味刺鼻。肖永銀俯身喊：“師長，我來看您。”劉帥無力言語，抬手輕拍他袖口。整整半小時，兩人一動不動，一位老護士悄悄紅了眼眶。

同年10月，元帥離世。家屬整理治喪名單時，汪榮華突然注意到沒有肖永銀，立即補上電話。肖永銀深夜抵京，守靈廳里，他軍帽未摘便向靈柩深深三躬，隨后跪地哽咽：“來遲了。”

追悼會結束，他又回南京。中山陵大道梧桐葉飄落，五號院門前的崗哨依舊挺立。院內餐桌上，仍擺著那只舊搪瓷碗，碗沿微微豁口——當年劉伯承夾過最后一塊肴肉時，不小心碰出的缺口，誰也沒舍得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