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作業成為家長負擔 專家：本質上是責任轉嫁

晚上，隨著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居住在山東省濟南市的王女士手機響起——那是上小學四年級的孩子所在班級群有了新消息，老師發來一份需要打印的數學專項練習——兩頁A4紙，要求次日早上交。王女士抓起電動自行車鑰匙，匆匆下樓，趕往最近的打印店。

這樣的場景，近年來在她家已經多次上演。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少家長和王女士一樣，都有夜間“緊急打印”的經歷，班級微信群中隨時彈出的作業文件，成為許多家庭的常態“任務”。

打印作業給家長帶來了怎樣的現實負擔？其背后又折射出當前教育實踐中的哪些矛盾？《法治日報》記者就此展開了調查采訪。

打印作業成為家長負擔

“平均每周打印3次至5次作業，不是練習卷就是復習資料。”王女士告訴記者。

“有時我比較忙沒有注意到群消息、有時老師發打印作業時間比較晚，導致無法及時給孩子打印，因為打印店關門了。”王女士說，這種“深夜打印難”的窘境，讓家里陷入忙亂和焦慮。

王女士嘗試與老師溝通。“有一次，我向語文老師反映打印作業多，卻收到‘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的回復。”

這樣的回應讓王女士倍感無力。

宗女士居住在山東省棗莊市，孩子今年上初中二年級，同樣有這類煩惱。

采訪中，她向記者回憶孩子就讀初一時的情景。“打印任務繁重，工作日每天打印兩張，周末每天打印五六張。一學期結束，我把孩子的打印作業整理后摞起來測量厚度，在大部分打印作業上交給老師的情況下，家里保存的練習紙近0.1米高。如果估算，孩子一學期打印出來的作業高度可能超過0.2米。”

“家里沒有打印機，每次打印都像在執行緊急任務。”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區的朱女士這樣描述。她坦言，尋找打印店、往返路程、排隊等待，整個流程往往需要耗費半小時以上。

宗女士介紹說，打印作業內容以語文、英語為主，多為老師臨時布置的練習卷、復習資料或默寫紙。盡管老師常說“有條件的家長可以打印出來”，但大部分家長會選擇打印，有的作業內容沒有辦法用手抄，必須打印，比如函數圖像、幾何圖形。

“這已經成為我們家的負擔。”王女士說。首先是看得見的經濟賬，打印一次兩三元，一學期下來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與經濟壓力相比，精神負擔更重。對王女士來說，幫孩子打印作業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及時查看班級群、課程群已成為“習慣”，這些都是時間和精力的消耗。

盡管深感不便，但家長們普遍選擇沉默。

“我沒有向學校或老師反映打印作業過多的問題。”朱女士告訴記者，主要原因是內心有所顧慮，擔心反饋之后，老師認為家長“事多”，反而對孩子不利。

“如果反映打印作業過多，老師可能覺得家長不想讓孩子寫作業。”宗女士道出了她的顧慮。在“一切為了孩子學習”的前提下，任何對作業的質疑都可能被誤解為“不配合”學校教學，影響的可能是孩子的成績。

這種沉默，讓問題始終被局限在家庭內部，難以得到校方的正視和解決。

學校教學責任轉嫁家長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明確要求全面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

受訪專家認為，老師頻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長自行打印的作業，這一行為本身與“雙減”政策精神相悖。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姚金菊分析，過度依賴家庭打印作業，實質上將家庭異化為學校教學任務的“執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間的責任邊界。一方面，規避對學校作業量的監管，導致學生作業任務“明減暗增”；另一方面，增加家長負擔，將本屬于學校的責任轉嫁給家長。“雙減”政策要求“教師要指導小學生在校內完成書面作業，初中生在校內完成大部分書面作業”，家長需要引導完成“剩余書面作業”，而非作為指導學生完成作業的主力。

“讓家長打印作業成為學生完成作業的強制性、常態化前置程序，本質上是將學校教學保障責任轉嫁給家長。”首都師范大學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員劉一瑋說。

她認為，這種現象折射出當前教育生態的深層矛盾，即家校共育責任邊界模糊。包括打印作業等在內的本應由教師承擔的教學管理職責轉嫁給家長，家校共育異化為“家校共教”，家長甚至成為“校外教師”角色。

劉一瑋認為，這一現象背后，政策執行異化、政策穩定性不強是重要原因。

“‘雙減’政策的本意是推動學校與教師優化作業質量、合理控制總量，但讓家長自行打印作業，是政策落地執行的異化。同時，‘雙減’政策作為行政規范性文件，本質上仍屬于教育政策文件范疇，其穩定性不及國家法律法規。”她說。

在姚金菊看來，“雙減”政策落實難，主要面臨兩個困境：一方面，政策與法律的銜接存在問題，雖然未成年人保護法有關于保障休息權的規定，教育法、義務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權的規定，但“雙減”政策缺乏與上位法的銜接；另一方面，教育部門的執法資源有限，監管技術不足，導致學校或老師可以通過相對“隱蔽”的途徑規避對作業總量的監管，導致對“雙減”政策落地的監督難以常態化。

違規布置作業可以問責

受訪專家認為，治理此類問題，需要將教育減負納入法治軌道。

在姚金菊看來，未成年人保護法、教育法、義務教育法中關于教育減負的規定，是“雙減”法治化的起點；通過部門規章等指引學校對“減負”進行制度化構建，將“雙減”政策落實為學校規章制度；在執行層面，加強教育評估和監督，可以考慮納入教育督導評估體系。

“應依法明確教育參與各方主體的法律責任。加大教育行政執法力度，配置足夠專職執法人員，對于違規布置打印作業等行為進行查處。落實問責機制，對違規布置打印作業、變相增加學生負擔的學校，依法給予通報批評、經費核減等處罰。”劉一瑋說。

姚金菊建議，教育應回歸服務學生發展的本質。她認為，教學創新與減負相輔相成，提高教學質量、精進教學研究、打造高效的課堂，讓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完成對大部分知識的掌握；豐富學生考核方式，允許教師在資源庫內或經備案后，合理選用、組合或微調習題，讓補充練習“名正言順”。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進一步對作業類型(如預習、練習、探究、閱讀)提出比例指導。

劉一瑋建議建設共享作業庫。開發高質量基礎性作業、拓展性作業，豐富不同層級作業形式，如探究式作業等；推廣線上作業系統，可以實現分層、彈性和個性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教師負擔，提升學生學習質量。

“教師可以選擇學校統一打印或訂購統一習題冊等方式，由學校教研室完成，避免將此環節留給家長和學生個人。要明確發布渠道與格式規范，通過官方指定教學平臺統一發布，如需電子材料，應提前打包、一次提供，嚴禁零散、臨時的群消息刷屏。”姚金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