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學生被人包養，真的令人痛心，現在社會到底怎么了？

女大學生被人包養，真的令人痛心，現在社會到底怎么了？

灰色交易的隱秘標價：揭開“包養大學生”價格背后的畸形生態

價格迷局：從幾千到數萬，分層標價的隱秘市場

在社交平臺的隱秘角落，“包養大學生”相關的灰色交易以“高端交友”“兼職助理”等隱晦名義流轉，“月費標準”始終是這一畸形交易鏈條的核心。梳理近期網絡爆料、媒體報道及司法案例可知，當前“包養大學生”的月費并非固定數值，而是形成了與地域、院校層次、個人條件深度綁定的分層定價體系，區間從每月5000元至數萬元不等，且衍生出多種隱蔽的交易套路。以下結合具體案例，揭開這一灰色市場的價格迷霧與背后的沉重代價。

二三線城市及普通院校的“包養”月費門檻相對親民，普遍集中在5000元至8000元，且多以“招聘助理”為幌子掩蓋真實目的。2025年6月，武漢一則抖音爆料顯示，當地有企業以“行政助理”名義招聘女大學生，月薪標注7000元，實則要求“隨叫隨到”“陪同出席私人場合”，本質就是變相包養。無獨有偶，同年5月，有網友曝光昆明某中介的聊天記錄，其中明確標注“普通本科女生，每月5000元，周末陪伴”“專科院校學生，每月4000元包吃住”，需求方多為當地小企業主、個體商戶，支付能力有限，核心需求僅為基礎陪伴服務。

這類交易的供給方多為家庭經濟困難或受物質攀比影響的學生。云南某高校女生李某的案例頗具代表性，其父母每月僅能提供1500元生活費，因羨慕室友的名牌服飾與高端化妝品，她通過中介涉足包養交易，初期以“周末兼職陪伴”為名，月費5000元，后期甚至推出“單次1700元”的短期服務。據其男友曝光的聊天記錄顯示，李某為獲取更多金錢，不僅對金主百般討好，還以“寵物生病”為由張口索要8000元，將青春與尊嚴異化為可交易的商品。這類案例中的需求方普遍認為，大學生“單純易掌控”，且較低的月費成本可規避復雜糾紛，卻忽視了這種行為對學生價值觀的毀滅性打擊。

一線城市及重點院校的“包養”價格則呈現顯著溢價，月費普遍在1萬元至5萬元之間，名校學生、藝術生更是成為“高價標的”。2025年12月，廣州一則中介爆料顯示，當地“985院校女生包養月費2萬元起，藝術院校學生3萬元+包住宿”，需求方多為企業高管、富商等高收入群體，他們不僅看重學生的外在條件，更將“名校身份”視為彰顯財富與地位的象征。

司法案例中，此類高價包養的身影并不鮮見。最典型的當屬廣州原副市長曹鑒燎貪腐案，其在任職期間與華南某高校女生劉某某發展情人關系（實質為包養），為維系關系不僅為對方買房買車，分手后更是花費1700萬港幣為其辦理出國移民手續。盡管該案發生于十余年前，但結合當前物價水平換算，當時的包養成本折合每月超10萬元，遠超當前普通高價包養標準。近期網絡也流傳著“北京某富商包養中央美術學院學生，月費5萬元，年額外支付旅游、置裝費20萬元”的匿名爆料，這類交易的需求方往往不滿足于基礎陪伴，還要求對方具備一定的才藝與學識，以匹配其社交圈層的“身份需求”。供給方中，除經濟壓力較大的學生外，不乏追求奢侈消費的群體，他們為滿足購買奢侈品、出入高端場所的需求，主動踏入這一灰色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包養”價格存在明顯的“附加條款”溢價，且中介在其中扮演著“價格操控者”的角色。若需求方提出“隨叫隨到”“異地陪伴”“長期穩定”等要求，月費通常會上浮30%至50%。例如，前述云南女生李某因同意“異地陪同金主出差”，月費從5000元提升至7500元，漲幅達50%。此外，學生的身高、顏值、才藝等也是價格波動的關鍵因素，藝術院校學生因“外在條件更優”，平均報價比普通院校同類學生高出50%以上，有中介透露，“條件拔尖的名校藝術生，年包養費用可達50萬元，相當于普通白領近十年薪資”。

更隱蔽的是中介主導的“套路定價”與詐騙陷阱。2025年12月，抖音博主曝光了一起中介騙局：中介先假扮“出手闊綽的金主”吸引學生，再以“資質審核費”“誠意金”為名層層收費，先收取500元門檻費，見面后再扣2000元誠意金，后續還從學生的包養費中抽取10%-20%的提成。若學生中途想退出，中介便以曝光隱私相威脅。另有案例顯示，部分中介與需求方勾結，以“高薪助理+股權激勵”為誘餌，先以7000元月薪吸引學生入職，相處數月后誘導其以個人名義投資“虛假項目”，最終讓學生背負巨額債務，實現“零成本包養”甚至從中牟利的目的。

供需博弈：物質誘惑與精神空虛催生的畸形鏈條

“包養大學生”灰色市場的形成，并非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需求方的“付費尋歡”與供給方的“物質變現”相互博弈的產物，背后折射出復雜的社會心態與價值扭曲。

從需求端來看，“包養大學生”的核心驅動力在于部分高收入群體的畸形占有欲與身份炫耀心理。在他們的認知中，“包養名校大學生”不僅能滿足生理與情感需求，更能通過“掌控高學歷年輕群體”的方式，彰顯自身的財富與社會地位。部分需求方明確表示，“找大學生比找社會上的人更‘干凈’‘單純’，而且名校背景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此外，部分已婚男性將“包養大學生”視為規避婚姻責任的“安全選項”，認為學生群體社會經驗不足、易于掌控，不易引發復雜的糾紛。

從供給端來看，經濟壓力與物質主義思潮的侵蝕是主要誘因。隨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斷上升，部分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面臨學費、生活費的雙重壓力，在“快速賺錢”的誘惑下，輕易踏入灰色領域。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社交媒體的渲染下，部分學生的價值觀逐漸扭曲，將“奢侈消費”“不勞而獲”視為人生追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56.5%的受訪女大學生表示“可以理解被包養行為”，盡管多數人明確表示自己不會參與，但這種“理解”背后，正是物質主義對青年價值觀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中介機構的推波助瀾，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灰色市場的擴張。網絡上存在大量隱秘的“中介”，他們以“高端交友”“兼職介紹”為幌子，搭建起需求方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梁，從中抽取10%至20%的“中介費”。這些中介通過高校貼吧、微信群、匿名社交軟件等渠道發布信息，精準鎖定目標群體，甚至會對學生進行“包裝培訓”，教他們如何迎合需求方，以獲取更高的“包養費”。有曾接觸過這類中介的學生透露，“中介會要求提供身高、體重、學歷證明、生活照片等信息，然后根據這些‘資質’分級定價，就像商品一樣被挑選”。

此外，大學校園管理的疏漏也為這一現象提供了滋生空間。部分高校對學生校外住宿、校外兼職缺乏有效的監管，社會人員可隨意進出校園，導致灰色交易的信息得以在校園內傳播。正如相關分析所指出的，部分高校一味重視學分與升學率，忽視素質教育與價值觀引導，使得學生缺乏辨別是非榮辱的能力，在社會丑惡現象的滲透下輕易迷失方向。

代價沉重：法律紅線與道德枷鎖下的雙重風險

盡管“包養大學生”的交易雙方試圖以“你情我愿”的方式規避責任，但這一行為不僅違背社會道德倫理，更觸碰了法律紅線，背后潛藏著難以預估的風險與代價。

從法律層面來看，“包養”行為可能涉及多項違法犯罪。首先，若需求方為已婚人士，其與大學生的長期穩定同居行為，已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夫妻應當互相忠實”的規定，構成“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配偶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若雙方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還可能構成重婚罪，面臨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事處罰。其次，部分“包養”交易中存在脅迫、欺詐等行為，若需求方以威脅、恐嚇等手段強迫學生發生關系，將構成強奸罪；若中介機構以“介紹包養”為名實施詐騙、拐賣等行為，同樣需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此外，“包養”交易中常見的“財產贈與”也存在法律風險，若需求方的贈與財產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其配偶有權主張贈與無效，要求返還財產。

從個人層面來看，參與“包養”的雙方都將付出沉重代價，前文案例已充分印證這一點。對于大學生而言，短期物質滿足的背后是尊嚴的喪失與未來的崩塌。云南女生李某的包養經歷曝光后，不僅被學校給予開除學籍處分，個人隱私照片與聊天記錄在網絡廣泛傳播，遭受全網輿論譴責，未來就業、婚戀均受嚴重影響，其父母得知后氣急攻心住院，原本完整的家庭瀕臨破碎。更有甚者，部分學生在交易中遭受身心虐待，卻因害怕曝光不敢求助。而需求方同樣難逃風險，廣州原副市長曹鑒燎因包養等違紀違法行為，最終被開除黨籍公職，以受賄罪判處重刑，涉案金額達7000余萬元，家庭徹底破裂。此外，需求方還易遭遇“仙人跳”詐騙，有不法分子以“包養”為誘餌，通過偷拍錄音獲取證據后實施敲詐勒索，導致財產與名譽雙重受損。

對于需求方而言，除了面臨法律制裁與家庭破裂的風險，還可能遭遇“仙人跳”等詐騙陷阱。部分不法分子利用需求方的僥幸心理，以“包養”為誘餌設局，通過偷拍、錄音等方式獲取證據后實施敲詐勒索，導致需求方遭受巨大的財產損失與精神壓力。此外，“包養”關系本身就建立在金錢之上，缺乏情感基礎與信任，雙方極易因利益糾紛產生矛盾，甚至引發暴力沖突，釀成悲劇。

從社會層面來看，“包養大學生”現象嚴重敗壞社會風氣，沖擊公序良俗，對青少年的價值觀產生惡劣影響。當“不勞而獲”“金錢至上”的觀念在青年群體中蔓延，不僅會損害教育的公平與尊嚴，更會影響社會的長遠發展。正如相關評論所指出的，大學生是國家的未來與希望，若這一群體中出現價值觀扭曲的現象，將對民族的未來造成深遠危害。

破局之路：教育引導與監管整治的雙重發力

要遏制“包養大學生”這一灰色現象，需要高校、家庭、社會與司法機關形成合力，從教育引導、監管整治等多個維度發力，筑牢青年成長的防護網。

高校應切實履行教育與管理責任，加強對學生的價值觀引導與素質教育。一方面，應開設婚戀觀、價值觀、法律常識等相關課程，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婚戀觀，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另一方面，應加強校園管理，嚴格規范學生校外住宿、校外兼職等行為，清理校園內的灰色交易信息，阻斷不良信息的傳播渠道。同時，高校應建立完善的幫扶機制，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足額的獎學金、助學金與勤工助學崗位，幫助他們通過合法途徑緩解經濟壓力，避免因經濟困窘而誤入歧途。

家庭應承擔起家庭教育的責任，加強與孩子的溝通交流。家長不僅要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更要重視其價值觀的培養，引導孩子樹立正確的人生目標，培養其獨立、自強的品質。同時，家長應主動關注孩子的消費習慣與社交圈，及時發現并糾正孩子的錯誤觀念，為孩子營造健康的成長環境。

司法機關與相關部門應加大監管與打擊力度，斬斷灰色交易的鏈條。一方面，應加強對網絡平臺的監管，清理“包養”相關的違法信息，打擊以“介紹包養”為名的中介機構與詐騙行為；另一方面，應加大對“包養”相關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力度，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以法律的威懾力遏制這一現象的蔓延。同時，相關部門應加強普法宣傳，通過典型案例解讀等方式，讓大學生充分認識到“包養”行為的違法性與危害性，增強其法律意識。

此外，社會各界應共同營造崇尚正能量的社會風氣，抵制“金錢至上”“享樂主義”等不良思潮。媒體應發揮正面引導作用，宣傳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報道優秀大學生自強不息的事跡，為青年群體樹立正確的榜樣。同時，社會應給予大學生更多的理解與支持，為他們提供公平的就業、發展機會，讓他們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人生價值，而不是依賴不正當的途徑獲取物質滿足。

從云南李某的5000元月費交易到曹鑒燎的千萬包養代價，從二三線城市的“助理”套路到一線城市的名校溢價，“包養大學生”的分層定價背后，是人性的異化與社會風氣的敗壞。這些案例反復證明，以金錢為紐帶的畸形關系，終究是一場兩敗俱傷的鬧劇：大學生犧牲尊嚴換來的短期物質滿足，最終會淪為伴隨一生的污點；需求方妄圖用財富掌控他人的僥幸心理，終將觸碰法律紅線付出慘痛代價。

對于大學生而言，青春與尊嚴遠比金錢珍貴，依靠正當勞動實現的價值，才是人生最堅實的支撐；對于社會而言，遏制這一現象不僅是維護公序良俗的需要，更是守護青年未來的必然要求。唯有高校強化價值觀引導、家庭加強溝通關懷、司法機關加大打擊力度、社會營造正能量風氣，才能讓“不勞而獲”的歪風無處遁形，讓大學校園回歸立德樹人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