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老板娘倒垃圾，特務問：“什么這么臭，跟屎一樣？”

1932年，一個雜貨鋪老板娘白天出門倒垃圾，特務跟上去問她：“你這里面什么這么臭，跟屎一樣？”老板娘把痰盂往前一遞：就是夜香啊！特務嚇得連忙后退，嘴里嘀咕著：夫妻倆怎么那么能拉？

1932年，東北某城，清晨的薄霧尚未散盡。雜貨鋪老板娘李芳，拎起一只沉甸甸的痰盂，神態自若地走向后巷。這一尋常舉動，卻讓在街角盯梢多時的特務像嗅到腥味的貓，立刻躥了上來。他捏著鼻子，斜眼打量著痰盂，語氣滿是嫌惡與狐疑：“你這里面什么這么臭，跟屎一樣？”

李芳腳步未停，甚至自然地將痰盂往前一遞，幾乎要碰到特務的衣襟，坦然道：“就是夜香啊！家里人多，攢了一宿的。”

那坦蕩又帶著些許市井潑辣的態度，配合著撲面而來的氣味，讓特務猝不及防，嚇得連忙后退幾步，嘴里忍不住嘀咕：“這夫妻倆……怎么那么能拉？”他揮揮手，一臉晦氣地轉身，卻不知自己剛剛與一個何等重要的秘密擦肩而過。

那痰盂里，或許真的裝著尋常穢物，但更可能，掩蓋著的是來不及銷毀的密信殘片，或是同志匆忙中留下的微小痕跡。

這位名叫李芳的老板娘，她的故事遠比這痰盂沉重。1928年，受革命思想與丈夫感召，她毅然投身地下工作，從此人生軌跡與驚濤駭浪緊密相連。她與真正的丈夫聚少離多，更多時候，她需要與不同的戰友“假扮夫妻”，在敵人的眼皮底下編織情報網絡。

這種特殊的關系，是掩護，是任務，更是將個人情感完全置于民族解放事業之下的沉重犧牲。

1929年，是她結婚的第三年。一個看似平常的日子，她懷抱著自己年幼的孩子，與戰友饒漱石一同潛往日占區執行宣傳任務。傳單由另一對“夫妻”同志先行帶入，而她們“母女”與“父親”的組合，則是最不易惹人懷疑的流動宣傳站。

在一個人流如織的客棧門前，趁著一陣風過，傳單如雪片般悄然灑落。很快，日軍憲兵隊兇神惡煞地封鎖了現場。

搜身無果，日軍竟想出一個荒誕又殘酷的“排查法”：聲稱散發反抗傳單者必定心跳過速，要逐一監聽心跳。空氣凝固，危機步步緊逼。

就在檢查即將輪到李芳的剎那，她隱蔽而果斷地捏了一下懷中孩子的臀部。孩子驟然響亮的啼哭，打破了死寂，也瞬間吸引了所有目光。

李芳立刻化身慌亂心疼的母親，全心哄慰，那份因孩子啼哭而起的“焦急”與“心跳加速”，成了最完美的盾牌。日軍的荒唐檢查，在這啼哭聲與母愛的“表演”中不了了之。

“九一八”的槍聲刺痛了國土。1932年，黨組織需在偽滿洲國心臟地帶建立穩固情報站。李芳再次請纓，與同志紀中發以“夫妻”名義，在鬧市開起一家雜貨鋪。這間鋪子，從此成了地下黨至關重要的秘密聯絡點。

鋪面人來人往，喧囂掩藏著靜謐的斗爭。特務時常在對面徘徊，目光如鉤。而在雜貨鋪的后屋與閣樓里，不能露面的同志們，過著暗室般的生活。他們不敢大聲說話，咳嗽需捂緊棉被；不敢大量采購食物，李芳常常默默省下自己的口糧。

所有生活痕跡，包括排泄物，都必須極度謹慎地處理——那只被特務盤問的痰盂，正是這驚心日常的一個微小縮影。在如此高壓下長達兩年多，這個聯絡點宛若風暴眼中的孤舟，卻奇跡般地從未傾覆，直至李芳奉命前往莫斯科學習。

1936年，學成歸來的李芳，接到了她革命生涯中最為艱險的任務之一：襲擊日軍戒備森嚴的彈藥庫。當時抗聯部隊彈藥奇缺，而敵人的倉庫卻堆積如山。

月黑風高夜，李芳率領四團幾名精選的戰士，如夜豹般潛行至彈藥庫外圍。剪斷鐵絲網的剎那，兩名戰士的身影不幸被慘白的探照燈捕捉！凄厲的警報瞬間撕裂夜空，大批日軍蜂擁而來。

退路已斷，前進是死地，亦是唯一生機。李芳回望戰友們年輕而堅定的面龐，一字一句，擲地有聲：“同志們，不炸掉它，我們對不起身后萬千同胞，對不起已經倒下的戰友！”沒有豪言壯語，戰士們低沉的回應匯聚成一句：“不怕死！”

“跟我沖！”李芳率先躍起。他們不再隱蔽，而是分成兩組，嘶喊著，以決絕的姿態向彈藥庫發起自殺式沖鋒。這完全違背常理的打法，竟讓守衛的日軍出現了短暫的錯愕與猶豫——在彈藥庫前猛烈開火，無異于同歸于盡。

就是這電光石火的猶豫，為勇士們贏得了致命的幾秒鐘。他們像尖刀一樣插入庫房，一部分人扛起彈藥箱，一部分人拼死掩護。在最后的戰士撤出時，導火索已被點燃。

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沖天而起，烈焰映紅了半邊天空，也映亮了李芳和戰友們沾滿煙塵卻堅毅無比的臉龐。他們不僅成功奪取了寶貴彈藥，更給予敵人一次沉重的精神打擊。

從用孩子的啼哭智斗日寇，到在痰盂旁與特務周旋；從雜貨鋪里無聲的堅守，到彈藥庫前震天的怒吼，李芳的故事，是無數地下工作者命運的縮影。

他們隱姓埋名，以“假夫妻”之名行真革命之實，在污穢與危險中保持純潔的信仰，于無聲處聽驚雷，在最平凡的市井生活中，進行著最不平凡的生死搏斗。那只被遞出的痰盂，盛放的不只是生活的渣滓，更是一個時代苦難的沉淀，以及一位女共產黨員用機智、勇氣與犧牲，書寫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