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本“去軍事化”，對日禁令立即生效，擊碎高市的軍國夢

中國開始對日本“去軍事化”，這一次的對日禁令前所未有，一拳打碎了高市早苗的軍國夢。

1月6日，中國商務部突然宣布，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決定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

從即日起，明確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向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出口，并強調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組織和個人如違規轉移，提供原產于中國的相關兩用物項給日本，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靴子落地，來得并不突然。日本領導人近期公然發表涉臺錯誤言論，暗示武力介入臺海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性質和影響極其惡劣。

這類言論不是口誤，更不是學術討論，而是把臺灣問題當作國內政治的投機籌碼，把地區安全當作拉選票的情緒燃料，把戰爭風險當作擴軍的動員口號。高市內閣的相關表態不斷試探底線，不斷制造緊張，既傷害中日政治互信，也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更把日本自身推向危險邊緣。

所謂臺灣有事，本質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挑釁，是對二戰后國際秩序底線的沖撞，也是對地區人民和平生活權利的踐踏。

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勢力插手。任何以聯盟為名的綁架，以所謂干預為名的威懾，以所謂介入為名的挑釁，只會把本地區推向風險累積的臨界點。

真正需要被提醒的，不是臺灣會怎樣，而是日本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正在把自己推向有事的深水區。政治上被極端敘事裹挾，安全上被誤判邏輯綁架，經濟上被軍工沖動反噬，外交上被同盟算盤榨干，最終受害的只能是日本人民的福祉與未來。

對日本而言，這一輪對華挑釁與軍備大躍進的最大誤區，在于把擴軍當成萬能藥，把對抗當成避險器，把站隊當成安全感。

高市內閣上臺以來反復渲染安全焦慮，用存亡危機之類話術制造社會緊張，試圖以外部沖突轉移內部矛盾，以軍備投入掩蓋經濟結構乏力與民生壓力。

這種把國家命運押注在地緣賭場的做法，不僅危險，而且短視，不僅對鄰國不負責任，更是對日本人民不負責任。

此次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措施，是依法依規依程序作出的必要反制，也是對“以戰逼供”，“以武謀勢”的清晰警告。

兩用物項的關鍵特征，恰在于民用外衣，軍用增益，今天流向所謂研究機構與供應鏈伙伴，明天就可能進入軍事體系，轉化為攻勢能力。對這類風險進行嚴格，可追責的管控，既是國際通行做法，也是負責任大國履行防擴散義務的應有之義。

公告明確追究第三方違規轉移責任，等于把繞道，轉手，僥幸的空間一并壓縮，任何妄圖鉆空子，搞灰色轉運的行為，都將付出代價。

日本一些政客仍沉迷一個危險幻覺，以為只要把臺海議題炒到極致，就能換來外部勢力無條件兜底。事實恰恰相反。

美國長期把出口管制工具化，武器化，把技術合作政治化，這條路走到今天，美國自己也在品嘗被反制，被限制的滋味。更何況，當美國把精力與資源投入新的外部冒險之中，更不可能長期，穩定，無代價地替日本買單。

近期美國在委內瑞拉方向大動干戈，在抓捕行動引發的震蕩中，委內瑞拉最高法院已下令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局勢仍充滿變數。在這種背景下，指望美國分出更多注意力與資源來替日本撐腰，本身就是誤判，也是誘導日本走向冒險的陷阱。

日本若把國家安全寄托于他國的短期算計，把戰略選擇交給他國的政治周期，最終只會把自己推向更大的不確定。

現實會教育一切幻想。日本若仍沉迷軍備躍進，把國家戰略建立在外部保護傘永遠可靠的假設上，把產業升級寄托于軍工帶動的幻覺上，把國際影響力寄托于對抗姿態的表演上，那么結局只能是得不償失。

越是高端制造與精密工業，越離不開穩定，可預期，可合作的地區環境，越是企圖以軍事能力突進，越會遭遇供應鏈，市場，技術，投資的連鎖反應。

軍備競賽不是增長引擎，沖突敘事更不是國家復興的道路。

日本社會更應警惕，軍國主義陰影從來不是歷史名詞，而是現實風險。一旦政治精英用戰爭敘事馴化民意，用敵意敘事塑造身份，最終買單的一定是普通民眾，一定是經濟活力，一定是社會信任與代際未來。

因此，正告高市內閣：懸崖勒馬，立即收回涉臺錯誤言論，停止以任何方式暗示，推動，準備武力介入臺海，停止把臺灣問題當作對華博弈的籌碼，停止把地區安全當作國內政治的工具?；氐揭粋€中國原則，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才是日本的正道。

堅持和平發展，才是日本的出路。與鄰為善，以誠相待，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否則，所謂臺灣有事的叫囂終將落空，臺灣沒事了，而真正有事的，只會是把自己推向危險的日本。

高市內閣唯有撤回錯誤言論，痛改前非，才能避免把日本拖入誤判與冒險的泥潭，也才能為中日關系回到正確軌道留下最起碼的政治空間。

文｜劉慶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日本橫濱國立大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