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匹馬，能有什么壞心思？當公共藝術遭遇“想象力審查”

在某個尋常的街道廣場上，一匹姿態奇特的馬雕塑曾短暫佇立。它戴著夸張的金鏈子，以倒立姿態呈現，設計者稱其寓意“馬到（倒）成功”。這尊看似普通的公共藝術作品，本應是城市景觀中一個有趣的注腳。

然而，它存活的時間極其短暫——在有心人的舉報下，當地政府連夜將其拆除。舉報者聲稱，這一造型在當地方言中隱含著不雅之意，甚至牽扯到所謂的“國罵”。一場關于公共藝術的爭議，就這樣以雕塑的消失告終。

一匹馬，能有什么壞心思？它不過是由金屬或石材構成的靜物，卻被賦予了足以摧毀自身的“深意”。

當善意創作遭遇惡意解讀

公共藝術總是帶著與城市、與市民對話的期待誕生。創作者將想法具象化，賦予形式，置于公共空間，本質上是在發出邀請——邀請觀看、邀請思考、邀請感受。倒立馬的創作者或許從未想過，這個簡單的視覺諧音游戲，會在某些方言的諧音中被解構成低俗的隱喻，甚至與“國罵”牽強附會。

這種從藝術符號到不雅含義的“跳躍式聯想”，折射出一種令人不安的社會心態：當某些人習慣性地在一切公共表達中搜尋“不當內容”，并將這種高度主觀的發現當作舉報的武器時，公共討論的空間便急劇萎縮。一匹馬能有什么壞心思？壞心思從不在于馬，而在于那些執意要在無辜形式上“發現”骯臟內容的眼睛與頭腦。

魯迅的預言與當代“清白測試”

近一個世紀前，魯迅先生便犀利地刻畫了這種思維定勢：“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這種“躍進式聯想”在當代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因舉報渠道的便利而獲得了更大的破壞力。

今天的公共藝術，常常要經歷一場無形的“清白測試”——不僅不能有任何直接的冒犯，甚至不能有任何被聯想至冒犯的可能性。這種測試的標準模糊而主觀，卻有著實實在在的后果。一匹馬，僅僅因為姿態與某些方言詞匯的發音近似，便被判定為“不潔”，這種邏輯若推而廣之，公共空間中還能留存什么？

公共空間的“無菌化”與文化的貧瘠

連夜拆除雕塑的決定，暴露出公共管理中的一種“風險規避至上”的邏輯。面對任何可能引起爭議的內容，最安全的方式不是展開公共討論、尋求理性共識，而是直接清除爭議物本身。這種思路導致公共空間日趨“無菌化”——安全，但也貧瘠。

當每一件公共藝術品都要預先考慮所有可能的歧義、所有方言的諧音、所有文化的禁忌時，創造力必然讓位于過度謹慎。最終，我們的城市將充斥那些不會犯錯、也不會激發任何思考的“安全作品”。一匹馬能有什么壞心思？它唯一的“錯”，或許就是激發了過于豐富的想象——盡管是朝著令人遺憾的方向。

方言保護還是話語壓制？

舉報者常以“保護地方文化特殊性”為名，指出某些作品在當地方言中的“不良諧音”。然而，這種將方言作為道德審查工具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地方文化的扭曲利用。

方言本是豐富多元的文化載體，承載著地域的歷史與情感。但當它被武器化，用來對公共藝術進行“道德審判”時，反而削弱了方言文化的正當性。如果任何公共表達都需要通過全國數千種方言、次方言的“諧音審查”，公共表達將寸步難行。一匹馬倒立時，不會考慮它在不同方言中如何發音；人類的公共管理，卻需要在這種多元性中找到平衡，而非被極端個案綁架。

“新文字獄”的民間機制

歷史學家會發現，今日某些公共藝術遭遇的審查，與傳統“文字獄”有著相似的精神內核：都是通過牽強附會的聯想，將平常符號與不當內容聯系起來；都需要權力機構的配合才能實現實質性壓制。

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的文字獄多由權力中心發起，自上而下；今天的“藝術審查”則常常始于民間舉報，由公共機構的過度反應完成。這種機制看似“民主”，實則可能更加危險——當任何人都可以憑主觀感受發起一場針對公共藝術的道德指控，并常常能夠成功時，我們事實上建立了一套鼓勵舉報、壓制異見的非正式制度。

舉報文化的異化：從公民監督到道德狩獵

健康的社會需要公民監督，監督公共資源是否被濫用，監督公共空間是否被破壞。然而，當舉報的對象從“違法行為”擴大到“令我感到不適的藝術表達”，舉報的性質便發生了微妙變化。

對倒立馬的舉報，本質上不是基于它造成了什么實際危害，而是基于一部分人主觀認為它“可能暗示不良內容”。當這種主觀標準被制度化地采納，舉報便從公民監督異化為“道德狩獵”——任何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敏感點，要求移除公共空間中的某些存在。一匹馬能有什么壞心思？在狩獵者的眼中，它的存在本身就可能是一種“挑釁”。

重建公共理性的可能性

要打破這一困局，我們需要在多個層面重建公共理性：

在制度層面，公共藝術的決策與爭議解決需要更加透明、包容的程序。設立由藝術家、文化學者、市民代表等組成的公共藝術委員會，對爭議作品進行理性討論，而非簡單地“一拆了之”。

在公眾教育層面，我們需要培養更加成熟的審美素養與批判性思維。能夠看到藝術的多重含義是一種能力，但將這種能力僅用于“尋找不良暗示”則是一種扭曲。教育應幫助公眾區分“作品可能引發的聯想”與“作品的創作意圖”之間的區別。

在文化心理層面，我們需要重新學習容忍“不適”的能力。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對所有公共表達感到舒適。某種程度上，容忍一定程度的不適，正是公民素養的體現。

結語：為那匹倒立的馬辯護

那匹倒立的馬已經消失，但問題依然存在。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無辜被拆除的藝術品，而是一種更加成熟、更加勇敢的公共文化——一種能夠容許對話、爭議甚至誤解的文化。

一匹馬能有什么壞心思？它不過是靜靜地倒立著，等待有人讀懂它的幽默，有人思考它的寓意，也有人單純覺得有趣或無趣。它本應在陽光下接受各種目光的打量，在時間中自然褪色或閃耀，而不是在夜色中倉皇消失。

或許，真正需要被審視的，不是公共空間中的藝術品，而是我們看待這些藝術品的眼光。當我們能夠不再習慣性地在一切形式中搜尋“壞心思”，當我們能夠接受藝術有時就是模糊、多義甚至令人不安的，我們才能擁有真正豐富、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間。而這，需要從為每一匹無辜的“倒立馬”辯護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