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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見到泰禾老板黃其森,是在太廟,當時成龍、馮小剛、王剛、章子怡等都是他的座上賓。
那時候,房地產行業風生水起,泰禾院子成為北京最紅火的地產項目,黃其森也被稱為是最懂金融的房企大佬。
如今,對泰禾而言,一個天大的喜訊,竟然只是“黃其森解除留置”。
2026年1月5日晚間,泰禾公告稱,對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黃其森的留置措施已經解除,其本人已正常履職。
這份不足百字的聲明,為自2025年8月22日以來黃其森被遼寧省新民市監察委員會實施留置的調查期,暫時畫上了一個句號。
然而,對早已退市、債務壓頂的泰禾集團而言,黃其森的歸來遠非一個危機解除的信號,更像是一次直面更深層困境的開始。
幾個月前,2025年8月22日堪稱泰禾的“至暗一日”。當天,公司不僅公告了黃其森被留置的消息,同時還披露了收到中國證監會福建監管局《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公告。
經查明,泰禾集團存在未按規定披露重大訴訟、2020年至2022年年度報告重大遺漏等違法行為,黃其森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處以警告及300萬元罰款,公司及相關人員累計罰款達1740萬元。
監察調查與證券監管的雙重出手,揭示了黃其森所面臨局面的復雜性,絕不僅僅是企業經營問題。
此次解除留置,意味著針對其個人的監察調查告一段落,但公司背負的巨額債務、行政處罰以及投資者的索賠遠未終結。
回溯黃其森的商海生涯,其個人膽識與戰略眼光曾是泰禾跨越式發展的核心引擎。出身金融系統的他,深諳資本與地產的共生之道。
上世紀90年代下海創立泰禾后,他憑借打造“院子系”頂豪產品,在北京市場一戰成名,被譽為“第二代豪宅教父”。
2010年,他成功操盤泰禾借殼福建三農上市,展現了高超的資本運作能力。在2017年前后的行業巔峰期,黃其森喊出銷售額突破2000億、躋身行業前十的激進目標。
2017年,泰禾銷售額突破千億,2018年更是達到1300億的頂峰。黃其森以金融杠桿撬動規模增長的商業模式,在行業上行期創造了驚人的“泰禾速度”。
然而,狂飆突進的代價是債務的急劇攀升。
財報數據顯示,2017年末,泰禾的凈負債率已高達驚人的475.03%。盡管之后有所下降,但截至2019年末,其有息負債仍接近千億,凈負債率保持在248.31%的高位。
隨著“房住不炒”政策定力的持續顯現和融資渠道的全面收緊,泰禾高杠桿模式的脆弱性暴露無遺。
2020年7月,泰禾出現首次公開市場債券違約,流動性危機徹底爆發。此后數年間,盡管黃其森多方奔走尋求戰投,但沉重的債務包袱讓重組之路步履維艱。
危機之下,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的問題也相繼浮出水面。除了2025年證監會查實的信披違規問題,早在2022年,黃其森就曾因通過媒體發布會等非正式渠道夸大土地儲備貨值,而收到深交所的監管函。
時至今日,泰禾集團的局面已異常嚴峻。公司因股價持續低于1元而于2023年從深交所退市。
根據其退市后披露的財報,2024年泰禾歸屬于股東的凈資產為-238.14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113.62%,已處于資不抵債的境地。
更現實的壓力在于,截至2024年底,泰禾已到期未歸還的借款本金總額高達734.90億元。企查查數據則顯示,泰禾集團作為被執行人的終本案件未履行金額超過百億元。
黃其森的歸來,首先要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業務幾近停滯、債務堆積如山的“爛攤子”。公告中“公司生產經營情況正常”的表述,顯得蒼白而無力。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黃其森與泰禾的跌宕起伏,是過去一個房地產時代的縮影。一批曾憑借高杠桿、高周轉模式迅速做大規模的房企,在行業周期轉向時紛紛陷入困境。
黃其森的個人命運與公司命運深度綁定,他的激進、他的賭性、他對資本的過度依賴,既是泰禾成功的密碼,也是其衰敗的根源。
早在2022年,黃其森曾對外反思,提出泰禾未來要向“小而美、小而精”轉型,但為時已晚。
此次解除留置,給予他一個親手處理殘局的機會,但現實留給他的空間和籌碼已經少得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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