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發展 | 介于神話與歷史之間

神話與考古的對話讓我們得以超越真或假的二元判斷，重構一部更具深度、更富魅力的中華文明早期“信史”——建立在物質遺跡之上、流淌在文化血脈之中的宏大敘事。

原文 ：《介于神話與歷史之間》

作者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吳昭岳

圖片 |網絡

在中華文明探源過程中，考古發現與遠古神話的奇妙呼應，讓我們得以用新的眼光審視神話。那些流傳千年的傳說實則是對遠古集體記憶的折射與升華，其中，既有可被考古印證的史實內核，又有承載人文精神的象征外殼。正如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所言：“不是用考古發現去‘證實’古史傳說，而是要以考古發現去‘檢驗’古史傳說，分析其中包含的歷史信息。”探源不是將歷史與傳說“對號入座”，而是對早期文明社會形態、生產生活方式、心靈精神空間的多重印證。

考古實證：錨定神話的史實內核

神話細節并非虛無縹緲的幻想，而是基于早期文明的實踐經驗。

在生產實踐維度，大禹治水中“疏川導滯”“隨山刊木”的細節，可在良渚與陶寺遺址中找到印證。良渚遺址發現的由三十余條水壩構成的超級水利系統，是在充分考慮山區與平原、流域上下游、古城內外的條件后乘勢利導建設而成的，兼具防洪、運輸、調水、灌溉功能。陶寺遺址的洪水導流系統進一步證實先民已掌握“疏導”的治水邏輯。這些發現表明，龍山時代晚期的確存在大規模治水的現實需求，大禹治水的史實內核是先民與水患抗爭的集體實踐。

在社會秩序層面，“堯天舜日”描繪的有序治理圖景與陶寺都邑遺存高度契合。陶寺都城遺址規整的城市功能區布局與等級分明的墓葬，反映出公權力的分化與禮制的萌芽，證明當時已形成有序的公共治理體系與社會階層分化。“堯禪讓”“舜治世”傳說的史實內核是賢能執政、民安物阜的文明圖景，其背后映射的是早期國家有序形態的初步形成。

在文化認知領域，“伏羲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而作八卦”的傳說，可從賈湖遺址尋到源頭。賈湖遺址中龜甲多與石子同出，證明其占卜工具的性質，而龜甲上的契刻符號與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八卦符號創造思路不謀而合。“堯帝觀象授時”也在陶寺古觀象臺遺跡得到印證。由13根夯土柱、12道觀測縫及三層夯土臺基組成的建筑可通過觀測日出方位劃分出節令，與《尚書·堯典》所載的“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形成呼應。由此得以窺見，新石器時代的先民已然開始用符號系統記錄自然規律，通過“伏羲畫卦”等傳說將這種認知行為故事化，其史實內核是中華文明“觀物取象”認知方式的萌芽。

象征解碼：神話的文明精神建構

即便剝離史實內核，神話仍能通過符號化敘事構建起中華文明的核心精神基因，具備不可替代的文化象征意義。

以人為本的生存倫理象征。不論是女媧造人、精衛填海、后羿射日，還是神農嘗百草、后稷教稼穡、嫘祖繅絲織布，神明與圣賢始終以或壯烈、或質樸的方式護佑蒼生性命、謀求群體福祉，無絲毫神權壓迫色彩，這恰是以人為本的表征。賈湖、良渚、陶寺等遺址的主要遺存（農具、房屋、水利、糧食儲備）均圍繞人的生存命題展開，與古埃及、兩河流域以神權建筑為核心的遺址形成鮮明對比。中華神話將“人”置于宇宙秩序的中心，而非神的附庸，成為后世“民為邦本”思想的源頭，塑造了中華文明重視民生的價值底色。

多元一體的族群認同象征。“炎黃融合”傳說講述了炎帝與黃帝阪泉之戰后部落融合、共同構成華夏族群基礎的過程。探源工程則證實了中華文明“滿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產生交流，最終各地文化向中原地區匯聚，被中原文化吸納整合。所謂的“炎黃融合”記述早已不只是某次戰爭的結果，而是將多元文化融為一體的歷史進程符號化，通過歸宗炎黃構建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早期認同，成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來源。

秩序建構的文明自覺象征。共工怒觸不周山和后續女媧補天的故事鏈條象征著中華文明在危機中重建秩序的自覺意識。考古發現，早期文明發展始終伴隨秩序的破壞與重建：氣候突變導致自然災害頻發，各部落族群為爭奪資源而戰亂四起，對應神話中的“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一些文化就此衰落，而中原地區憑借多樣化的作物種類及堅固的防御工事等最終幸存下來并重建秩序，對應了“補天”這一主動恢復天地萬物平衡的實踐。神話敘事傳遞出的不畏艱難、自強不息的精神特質，已然演變為中華文明應對危機時的文化動力，傳承至今。

辯證統一：真實與象征的雙重視角

理解早期文明記憶，需避免陷入“唯實證論”與“唯象征論”兩類誤區：不可將神話“對號入座”，忽視其符號化加工；也不可割裂神話與早期文明實踐的關聯，僅視其為文學創作。不妨將真實性與象征性看作神話承載文明記憶的一體兩面——真實為“底色”，象征是“潤色”。以女媧為例，牛河梁女神廟、馬家窯遺址證實了母性崇拜文化的真實性，但對“摶土造人”的細節則無需考證有幾分為真。對一個神化了的女性先妣的共同崇拜，是早期文明對生命起源的敬畏和對母性力量的依賴。可以說，神話的象征意義已遠勝史實細節：“刑天舞干戚”詮釋“猛志固常在”的抗爭倫理，后羿射日則是對“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想化表達，比真有其事的歷史更能凝聚認同。

探源工程證實的治水實踐、禮制起源、自然認知、部落融合，是神話的史實根基。沒有這些真實的歷史依托，神話傳說便成了憑空想象，失去了與現實的深層聯結；神話的象征升華則讓口耳相傳的分散經驗凝聚成文化意象。將無數觀測自然規律的先民濃縮成“伏羲”，把融合的多元文化提煉為“炎黃”，使早期文明記憶突破時空限制，轉化為代代相傳的精神基因。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雖未挖出大禹的耒耜或黃帝的寶劍，但它勾勒出神話得以誕生的真實歷史舞臺。神話與考古的對話讓我們得以超越真或假的二元判斷，重構一部更具深度、更富魅力的中華文明早期“信史”——建立在物質遺跡之上、流淌在文化血脈之中的宏大敘事。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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