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起源的地理學透視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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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理環境對世界文明起源和歷史演進具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中華文明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廣闊地理空間上發生與擴展，與地理環境之間具有更為復雜而深厚的聯系。但如何從地理學角度解讀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演進還極為少見。本文根據近年對中國南北過渡帶的綜合考察，新石器遺址文化的空間關系分析，先秦及秦漢文獻的解讀，得到如下結論：①新石器時代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及龍山文化的地理分布，揭示了中華早期文明最先在西漢水流域與渭河上游地區出現，并且具有明顯的自西向東演進的趨勢；②青藏高原與嘉陵江之間的西秦嶺地區，尤其是內部的成徽盆地和西禮盆地，氣候適度、資源豐厚和安全穩定，為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幾乎所有的條件，應該是中華文明孕育的關鍵地區；③實地調查和分析表明，氐羌民族的核心區域、古昆侖原型山以及大禹治水的具體位置等與中華文明起源有重大關系的三大謎團，都與西秦嶺有密切的關系；④秦人從大禹治水時期走上歷史舞臺，在多次起落和興衰中，積累了先進的治水方法，修建了中國史上最宏大的治水工程——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開啟了“書同文”和“郡縣制”，促進了華夏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形成了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演進的主體脈絡；⑤西秦嶺地區目前基本上還是中國考古和歷史研究的偏弱地區，建議今后對西秦嶺地區進行系統、深刻的考古和歷史文化研究，以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早日實現突破。

關鍵詞：中華文明起源；西秦嶺；西漢水；成徽盆地；古昆侖山

1 引言

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構建了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歷史的基本框架，即五帝時代及隨后的夏、商、周、秦、漢。但20世紀初，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對大一統的“三皇五帝”古史體系提出質疑，認為有必要以地下發掘材料的考古學成果為依據重構中華文明史。安陽殷墟的發掘、仰韶遺址的發現以及《中國文明的起源》的出版標志著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進入新的階段，并逐步形成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原說”及相應的甘青和燕遼區域為邊緣區的觀點。但隨著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大量發現，距今7000—5000a的考古文化遺址幾乎遍布全國各地，突破了“黃河一元中心論”的傳統認識，并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滿天星斗說”“多元一體”模式、六大區系的劃分，“古文化、古城、古國”三大步驟，古代國家形態演進的“古國、方國、帝國”三大階段，古代文明起源的“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三類型；嚴文明曾以“花蕊”和“花瓣”的關系比喻中原與其他地區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不同地位和意義。這些研究都使得夸大中原文化、貶低周邊古文化的問題得以糾正。蘇秉琦認為把黃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為中心的地域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并不確切，如果把它稱作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個熔爐，可能更符合真實的歷史。蘇秉琦甚至提出黃河中游文明是次生型文明的觀點，但受到質疑。另外，文明探源研究已經注意到氣候變遷與文明起源的可能關系。

中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6000余處增加到21世紀初的8000處以上，但中華文明探源的關鍵問題（如夏朝的地點與時間）依然沒有解決。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這些遺址的發現、挖掘、鑒定與解讀存在較大的偶然性、代表性和準確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先秦及秦漢典籍提供的先民集體記憶，雖然成體系，但存在模糊性、矛盾和可靠性問題。目前考古揭示的物質文明序列與先秦古籍建立的集體記憶文明序列之間還沒有建立關聯，而且存在忽視古籍意義的問題。這兩個序列的分裂必然會影響中華文明探源的進程。所幸的是完全依靠地下考古、忽視古典文獻來研究夏文化的思潮有所松動，出現了“走出疑古派”觀點，顧頡剛也在其1955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里繪制了“夏代圖”；李伯謙甚至認為只有通過考古材料、文獻材料的綜合研究才能得出接近真實的歷史。

換言之，中華文明探源絕不應該限于地下文物與遺跡的挖掘和解讀，先秦古典文獻、古地名、地面遺存及特殊的地理區域，甚至歷史傳說（而非神話），都可能含有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信息和密碼。人類文明起源與發展始終都在地理舞臺上進行，而且在越早的文明階段對于環境條件的依賴性越強，例如古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印度哈拉帕文明，都是在30°N左右自然條件優越的地方產生。在古籍文獻與離散的考古遺址之間，其實是中華大地上的山川、盆地和河流影響著甚至控制著文明的萌發和發展。因而，從地理上審視文明起源，深刻認識地理環境對文明形成的意義和影響，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視角，它可以與考古和文獻相互印證和補充，共同探究中華文明起源的背景和過程，才能比較完整地認識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初，在西秦嶺甘肅隴南禮縣大堡子山上發現了被歷史塵封2000多年的秦人第一陵園——西垂陵園，表明秦人先祖和早期的秦人都在西秦嶺西漢水流域。隨后即在西漢水流域組織了大量考古工作，并發現了兩個極為耐人尋味的問題：一是仰韶時期遺址分布密度遠遠超過龍山及以后時期；二是史前及以后的歷史階段，隴山兩側以及東方關中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不斷進入西漢水流域，并推測這可能反映了某種程度的人地關系的變遷，也可能與這里優質的食鹽資源有關，有待以后深入研究和田野考古工作的展開。上述這兩個疑問，其實隱含了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極為重要的地理線索，即西秦嶺西漢水流域及附近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極有可能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2 新石器遺址分布區與中華文明產生

的地理背景

2.1 大地灣—西漢水區域的重要意義

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涵蓋了大約距今7800—5000a之間中國最早的旱作農作物標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文字雛形（刻劃符號）、最早的宮殿式建筑和最早的“混凝土”地面，和中國最早的一批繪畫，對于追溯中華文明起源地具有重要意義。其實，大地灣一期遺存出現地方，不僅僅限于天水的秦安，在鄰近的西秦嶺內部具有更加廣泛的分布，即西漢水流域的西和、禮縣低階地上，王家坪、黑土崖、武山西旱坪和嘉陵江流域的成徽盆地柳林都是大地灣一期遺址的分布區。

尤其重要的是，西漢水流域遺址群形成以“六八圖—費家莊”“大堡子山—圓頂山（趙坪）”“西山坪鸞亭山—石溝坪”3個既獨立又有聯系的大遺址群，而且都呈現時代越古老遺址越多的趨勢。在西漢水上游及其重要支流發現的98處遺址中，仰韶時代文化遺址61處、龍山時代文化遺址51處、周秦文化遺址37處、寺洼文化遺址25處。該區內考古學文化包括了大地灣一期、仰韶早期、中期、晚期，相當于中原龍山文化階段早期的常山下層文化與案板三期文化、龍山晚期至夏代的齊家文化，商周時期的劉家文化、寺洼文化、周秦文化等，說明該區從史前至兩周，文化序列保持相當完整。換言之，大地灣—西漢水流域遺址文化區具有起源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特點，說明這里是最適合古人生存和生活的地方，應該是中華早期文明起源的關鍵區域之一。

2.2 仰韶文化作為大地灣文化區的繼承與擴展

仰韶文化是中國重要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其持續時間大約在即距今約7000—5000a之間，持續時長2000a左右。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多分布在山前臺地上，呈現大小村落分布，農作物具有多樣化特點，有狗和豬等家畜馴化，陶器制作和應用比較普遍。這反映的是人們在較為安全的山前地帶和山內盆地中，農業緩慢進步和地域擴展的歷史。但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大平原區還無法很好地生存。仰韶文化的地理分布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關中、豫西、晉南、隴南北部為中心，介于黃河與西漢水—漢江—淮河之間，西到渭河源區，東到太行與豫西山地，地域上極為廣泛；仰韶文化從地理區域變化上看應該是大地灣文化向北、向東的擴展（圖1），但沒有發展到東部平原區（黃淮海平原）。

語言學和遺傳學等多學科交叉的分析研究表明，漢藏語系約6000a前（即仰韶文化中期）最早分化于中國北方。說明此時氐羌民族開始在地域上發生分化，從西秦嶺和渭河上游地區向西部和西南部青藏高原擴散。

2.3 馬家窯文化與龍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在西、東方向上延伸

仰韶文化的西北，出現了甘肅馬家窯文化（距今5300—4000a），它是仰韶文化向西北發展的一種地方類型。該遺址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已知的中國最古老（距今約5000a）的青銅器，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銅刀，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馬家窯文化中彩陶的繪制奠定了中國畫發展的歷史基礎與以線描為特征的基本形式，反映著中華先民在遠古時代所達到的多項文化成就。從地理位置和銅器、彩陶出現的時間來看，馬家窯文化極有可能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隨后有齊家文化（距今4100a左右），它繼承馬家窯文化發展而來，是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一種文化，顯示生產力和藝術都上升到新的階段。

更重要的是，中國東部的山東半島、豫東、山西汾河谷地、河北、遼東半島、江蘇等平原地區，先民聚落幾乎同時從零星分布到較為廣泛的分布，形成了5000—4000a前以薄、硬、光、黑的陶器為主要標志的龍山文化，標志著中華先民農業和生存能力有了巨大提升，終于脫離了最原始的生存地點（山前臺地，或山內小盆地），可以在廣闊的東部平原上生存與發展了，極大地擴展了生存空間。

2.4 中華文明自西向東演進的趨勢

根據上述分析，大地灣—西漢水文化，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構成了中華早期文明自西向東的演進趨勢，即從山區（西秦嶺、渭河上游）走向盆地（關中、汾河、洛陽等），再走向平原（豫東、山東、江蘇）的時空遞進過程。當然，在此期間很多文化遺址，包括北方的磁山、后李、石卯、紅山文化等，長江流域的跨湖橋、河姆渡文化（7000a以前），大溪文化（7000—5000a前），后來5000a前左右的良渚、薛家崗、屈家嶺文化等，基本上都表現為孤立和脆弱的性質，未能形成大范圍的文化展布，在自然災害（洪水、大火等）或戰爭影響下，容易消失殆盡，幾乎都沒有繼承關系，也沒有進入民族的集體記憶。

文化與技術自西向東演進的趨勢非常明顯。中國早期小麥種植記錄表明，小麥和燕麥等農作物早在距今4650a已傳播到西秦嶺北部西山坪遺址，到中原地區二里頭遺址的小麥遺存為距今3800—3500a，再往東到山東良城鎮龍山文化層中的小麥遺存大約在距今3600a。最近研究表明，黃河中游，特別是天水為核心的渭河上游，是東亞農業起源的關鍵地區，這里培育的黍和粟是史前人類最重要的食物，這里也是歐亞大陸上西亞小麥、燕麥、大麥等農作物通過河西走廊向東傳播的關鍵節點，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另外，青銅器的出現，也是西部的馬家窯文化最早，再向東傳播的。因而，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文化與技術自西向東逐步傳播的趨勢非常明顯。傳說和記載的多次部落東征，包括黃帝東征、夏啟的戰爭、周文王的東征——牧野之戰（公元前1046年，從岐山向東到華北平原，這場戰爭導致了商朝的滅亡和周王朝的開始），尤其是秦人自西秦嶺西漢水谷地起家到關中盆地發展，再到東征而一統華夏。很多朝代和部落，都出現了先西后東的演進，西周—東周、西吳—東吳、西楚—東楚、西漢—東漢、西越—東越等。唐之后東部平原區才逐步成為中華民族主要活動區域，國家的政治、軍事活動轉變成南北向的收縮與推進。

中華早期文明在地域上發生的自西向東的演進，表明西部才是文明的源頭。這從自然環境方面可以得到較好的解釋。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分析，揭示了西漢水上游和渭河上游地區是人類活動最穩定的地區，幾乎不受氣候變化和戰爭的影響；比較而言，渭河流域中下游及黃河下游在歷史的長河中多次發生巨大河道改道、洪水災害，使得部落文明難以持續。而西秦嶺內部的谷地具有海拔低、南北向延伸的特點，使其成為中華早期南北交往的主要通道，有利于原住族群與南、北方族群進行交流和融合。這里具有文明淀積的環境，也有文明傳播的動力和空間，從而實現文化與文明的積累和發展。從大地灣一期，到仰韶文化及后來的馬家窯文化，都在這個區域表現出穩定而連續的發展。可見，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區域就應該是隴蜀之間的西秦嶺與渭河上游，這里就是中華文明的主要孵化地和文明傳播的發動機。

如果把西秦嶺和渭河上游看作中華文明最早的孵化區，那么汾河—渭河—洛陽盆地則構成了中華文化交融匯合區，中華文明的成熟期（周、秦、漢、唐），就是在這里形成和發展的。以它為中心，形成了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為基本格局的早期中華文明空間結構。因為對于上古先民來說，北方的寒旱、南方的濕熱、西部的青藏高原，都不利于文明的穩定發展。東部大平原則容易受到黃河河道的擺動與洪水的危害，加上沒有安全居所的保障，也不適合早期文明的萌發，所以才形成了“東夷”的概念。換言之，現在看起來自然條件優越的東部平原，卻是中華早期文明的邊緣地帶。

3 西秦嶺的地理結構及其對文明起源的意義

中國中部秦嶺—大巴山近乎東西延伸，將東部平原與西部的青藏高原聯系起來，又阻擋著來自北方的寒流和東南方向的濕熱氣流，使南北的氣候產生巨大差異，其本身也形成南北過渡帶的主體。秦巴山地的最西端即嘉陵江以西到青藏高原之間的部分，即為“西秦嶺”，它正好處于南北過渡與東西交會的“十字路口”，即中國的地理中心區域。西秦嶺內部的地理環境極為獨特（圖2），尤其是山間盆地和谷地，海拔適中，氣候溫暖濕潤，為早期人類生存和文明萌發提供了極為優越的條件。

3.1 南北向水系與低海拔河谷盆地

西秦嶺處于青藏高原與秦巴山地的過渡區域，其中北部為黃河流域，僅占北部很小的區域，絕大部分為長江流域（圖2）。受弧形構造的控制，西秦嶺發育了近乎南北向的水系，嘉陵江干流幾乎就是一條南北向直線。這與秦嶺中部和東部的東西向水系形成鮮明對比。最為獨特的是西漢水，它發源于齊壽山（嶓冢山），向西繞了一個大彎，然后向東在略陽匯入嘉陵江，恰如《禹貢》所言“番冢導漾，東流為漢”。整個區域以中低山地貌為主，河谷和盆地的海拔普遍較低。例如，渭河與嘉陵江分水嶺上的嶓冢山海拔只有1950m。西漢水上游谷地海拔1400m左右，白龍江、白水江、嘉陵江的大部分河谷地海拔不足1000m，南部的廣元海拔低于500m。因而，相對于秦嶺中部的山地和黃河、長江的中下游寬大的水體，在西秦嶺地區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聯系極為容易，使得這里具備了南來北往及“得隴望蜀”的便利條件，也為文明的南北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地理可能性。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西秦嶺內部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盆地，即西漢水上游的西和—禮縣河谷盆地（簡稱西禮盆地）和成縣—徽縣間山盆地（簡稱成徽盆地）（圖3）。西漢水從源頭（嶓冢山）流向西南，經過一個寬大的東北—西南向延伸的西禮河谷盆地，其海拔1400~1500m，面積約3700km2；而在西漢水大彎繞行的區域中心則是底部海拔1000m左右、面積5000km2有余的成徽盆地。這兩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山間盆地，是西秦嶺內部僅有的可以進行較大規模人類集中活動的地區。而西南部的白龍江流域則是高山峽谷區，河谷盆地都比較狹小，人類生產活動的空間極為有限。因而西漢水與嘉陵江上游干流之間的區域，就成為西秦嶺地區最適合人類活動的區域。

3.2 適合于早期人類生存的水、土、氣、生組合

西秦嶺處于暖溫帶與亞熱帶過渡區，具有半濕潤到濕潤的水分條件。以成徽盆地為例，年均氣溫為12.1℃，最冷月均溫略大于0℃，夏季月均溫21~23℃，無霜期186d，多年均降雨量581.6mm，相對濕度65%~80%，是典型的四季分明、冷暖適度的區域氣候。西秦嶺同時也是青藏高原與秦巴山地的過渡地帶，更是中國東西植物傳播的重要廊道，落葉闊葉林、常綠闊葉林、山地針葉林等生態系統交錯分布，物種豐富。例如成縣高等植物約有2000種，周圍山區生長大量和優質的核桃、毛栗、柿子、李子、梅子等天然果子。這些都是人類從穴居—狩獵—采摘—農耕逐步進化發展過程中所需的基礎性自然條件和生態要素，為早期的狩獵和采摘提供了豐富資源與環境，能夠很好地促進了原始人類在生活、生產上的自然過渡與演化。

成徽盆地、西禮盆地以及嘉陵江和白龍江沿岸的部分谷地，分布有大面積的土質丘陵、河谷平川及多條大小適中的河流水系，為原始農耕文明的出現提供了先決條件—肥沃的土地，為從狩獵、采摘時代逐步過渡到農耕種植時代創造了條件與可能。尤其是規模適中的成徽盆地，其南、北為石灰巖山地，海拔都在2000m以下，中間為河谷地，山地與谷地之間是緩慢起伏的土質丘陵，盆地內的水系都是自北向南流動的短小河流，東河、南河、洛河等，長約50km。這些大小適中的河流水系，可以避免毀滅性的旱澇天災，確保農耕文明的健康穩定與繁榮發展，且具有較強的安全性、獨立性和隱蔽性，可以提供長期穩定的環境來孕育文明的種子。

3.3 洞穴發育

成徽盆地邊沿有大量的石灰巖洞穴，僅西部成縣山地的較大洞窟有大小200余個，而且幾乎所有洞穴都有水流或附近有水流。大多數洞窋很寬大，可容納幾百人到千余人。地處成縣小川昆侖山及其附近的五仙山，天坑與石洞相連、相綴，共有九坑十八洞，皆有人居住過的痕跡。其中最大者為八海坑，坑口呈橢圓形，直徑約150m，深度約400m，可以作為人類祖先遮風避雨的天然“房屋”，來躲避自然災害與其他獸類的侵害，為原始人轉變為智人和部落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環境和物質條件，是早期文明孕育的必要條件。

3.4 鹽類資源與大型鉛鋅礦區

鹽是維持人體及其他生命體內部機能正常運行不可缺少的元素。中國是鹽資源大國，但在隴蜀之間廣闊的秦巴山地和關中盆地，鹽資源相對匱乏，僅在禮縣鹽官和漳縣鹽川有鹽出產，其意義不言而喻。禮縣鹽官鎮附近的鹽類資源必定為上古人類在隴蜀之間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也是秦人在此“安營扎寨”并東出經略關中進而一統六國的重要戰略物資。而且西秦嶺北部是中國重要的鉛鋅富集區，即第二大鉛鋅礦集中區，面積約1200km2；這為青銅（夏朝時期）的發展，提供了絕對必要的物質基礎。

總之，西秦嶺內部的兩個盆地及大量谷地，尤其是成徽盆地，為早期人類提供了水土氣生的最佳組合及必要的洞穴、食鹽甚至礦產等關鍵基礎物質，為西秦嶺地區文明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非常理想的地理區域。大地灣一期（前仰韶文化）遺址和遺物，在西漢水流域，包括西漢水包圍的成徽盆地及周圍山地，有較多發現，都可以理解成西秦嶺地理環境的產物。

4 中華文明起源的若干重大事件

與西秦嶺的關系

中國是世界上農業和文明起源最早的地區之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和南方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明確地表明了早在距今8000—7000a左右，已經形成“南稻北黍”的格局，也是世界上唯一同時擁有南方稻作和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系統的地區；在黃河和長江流域之間地帶還發展出獨特的稻—旱混作的農業模式。這種多元化的農業格局，使中華上古先民面對災害與戰爭時，具有很大回旋余地和緩沖地帶，是中華文明產生的重要背景。從地理學角度解讀中華文明起源，就是尋找重要的史前事件最有可能發生的具體地理區域。氐、羌是學界公認的中華最古老的民族，那么其核心地理分布區在哪里？古昆侖山作為中華神話和文明的原點是否有原型？如果有，其地理位置何在？大禹治水更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標志性事件，那么大禹治水到底發生在哪里？這3個問題其實是相互聯系的，也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難以繞開的三大“謎團”。

4.1 氐、羌部落的地理分布及意義

在中華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很多中國文化并非發生于華夏族的，需要轉向其他民族中去尋找。氐族和羌族是中國古代西部兩個起源早、分布廣、人口眾的民族，《山海經》《國語》《后漢書》等先秦兩漢古籍都有記載。那么，中華文明的起源也必然與這兩個民族（或部落）有密切的關系。關于氐、羌的起源主要有兩種觀點：同一個民族和地理區域上十分接近的兩個民族。但關于其分布，一般只講氐人和羌人都居住在中國西部地區，其具體疆界不明確。一種比較具體的觀點認為“秦漢時，氐主要分布在嘉陵江和岷江流域河谷地帶，也就是今甘、陜、川三省的連接地帶，聚居區在今甘肅武都和四川北部”。趙儷生等認為，氐族原是一個習慣于居住低地的民族，乃沿河谷地帶由西往東往南發展，距涪江、白水、岷江三水的發源地相去不遠，皆在松潘之北，岷山東南，可謂古代幾個氐族部落所由來的故地；《漢書·賈捐之傳》謂西周成王時的國域，“西不過氐羌”；民族學家馬長壽認為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甘肅東南部的漢武都郡一帶（現在的成徽盆地及附近地區）。據此可知氐羌所在的核心區域就在西秦嶺內部。根據西秦嶺的實際地貌和流域分布，成徽盆地與西漢水（姬水）流域上游谷地是氐族的核心分布區，武都—文縣一帶的白龍江（姜水）谷地是羌族核心分布區。這與《國語·晉語四》所述的“炎帝以姜水成，黃帝以姬水成”十分吻合。

4.2 古昆侖山的位置及意義

“昆侖”最早出現在《山海經》里，并在中華文明的歷史演進中具有特殊的神話中心的地位，在宗教史上有它的永恒的價值[38]。但先秦的昆侖（即古昆侖山）與現代昆侖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現代昆侖山是指中國中部的近東西走向的昆侖—秦嶺構造系的西半部，其主體在新疆和青海境內，長約2500km；但它是西漢張騫通西域后才命名的山系。古昆侖山是否有原型，或者是否真的存在？早在戰國時期，屈原在《天問》里的發問“昆侖懸甫，其尻安在？”就是探尋文明源頭的一種思考。

《山海經》中20余次提到昆侖山，而且蘊含重要的地理信息。《山海經·大荒西經》明確記載：“西王母居昆侖山，此山萬物盡有。”說明古昆侖山是非常適合上古人類居住的山地，那么它應該是緯度和海拔適中，溫度、水分、土壤、植物都良好的山丘。關于古昆侖山的位置，顧頡剛認為昆侖的地點是偏西的，因為它在《山經》里列在《西次三經》，在《海經》里列在《海內西經》和《大荒西經》之中。因而，它的地理位置理應在氐羌民族生活的區域里或附近，即西羌或西秦嶺地區。但是，再西也不會超過秦始皇統一中原王朝的西部邊界，即今甘肅臨洮—榆中一線。古昆侖山必然在此線以東。

《山海經·大荒西經》說“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這需要從上古先民的認知角度來理解，即五行中前方為赤，后方為黑。這些信息與成徽盆地西部及小川鎮北面的昆侖山附近的山川河流結構十分吻合。小川昆侖山北面的弱水又稱黑水（現稱包窯河），發源于西和縣陸巷鄉的北山，古稱黑水河，所謂北山即昆侖山之北，河水出流沙，即今天成縣拋沙鎮。這里空間距離上西安附近經天水—西漢水到成徽盆地，大約500km，與周穆王西行7d來回的距離也很接近。更為有力的證據是《淮南子·地形訓》對昆侖山位置的描述，“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這里的河為古黃河，積石山今稱雞頭山或雞峰山，出昆侖山后東注于“渤海”（狹窄的湖），最后入禹所導雞頭山下的龍門，即今飛龍峽。這種描述與成徽盆地西端的地形結構幾乎完全一致（圖4）。

成縣小川鎮西北方向的山丘（圖4），現在仍稱昆侖山，它與《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所述契合度很高，很可能就是神話昆侖山的原型。實際上，除了現代意義上的昆侖山系外，唯一具有昆侖山名稱的就是這個成徽盆地西端的昆侖山。在古籍里，它還有昆侖虛、昆侖丘、方山、窟窿山、洞房、房山等稱謂。古昆侖山是與華夏先祖聯系和命名的第一山。后來的很多名詞和認知，例如，“成縣蕞爾，據山河之首”（清·黃泳，成縣志），“萬祖之山、帝都昆侖”等，就順理成章了。古籍與實地如此交互印證，可以說明古昆侖山所在地應該是中華文明產生的關鍵區域。

4.3 大禹治水的地理位置與意義

“大禹治水”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演進的關鍵事件之一，發生地點關系到夏朝的真實性和夏都早期的地理位置。那么大禹治水究竟發生在何處？很多古籍都有記載，如《史記·六國年表》中有“禹興于西羌”，《淮南子·兵略篇》《鹽鐵論》《后漢書》等均有“大禹出西羌”的說法；如前所述，羌、氐是中華最古老的兩個部族，主要生活在現在的西秦嶺地區，那么大禹治水發生在西秦嶺內部就是非常符合邏輯的。

歷史事件必須與當時的地理環境和時代背景相協調。考慮到上古時代極低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治理長江、黃河、淮河這樣的大河，更不可能治理所謂的洪水期的大洪水。只可能治理一個或若干較小流域的水患，而且應該是突發情況（因地震引起巨大山體崩塌或滑坡，堵塞河流而引起水患）而河流發生堵塞、淹沒本來美好的家園，才會有急迫性去治水。成徽盆地西部具有非常特殊的水系結構。南河（古黃河）和東河（清泥河）匯合后，進入狹窄的飛龍峽谷，這里是成徽盆地西部若干河流的唯一出口。一旦峽谷遭受滑坡或山體滑塌，極其容易堵塞，形成堰塞湖。《水經注》中“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幾乎就是對飛龍峽的真實描述。《淮南子卷十九·修務訓》記載“禹沐浴淫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修彭蠡之防”。《水經圖注》中“龍門為禹所鑿，廣八十步，巖際鐫跡尚存”。因此，有理由推測，大禹治水主要地點極可能位于成徽盆地西南部的飛龍峽。現在的谷地中仍有一塊巨石稱八盤石，據實地調查是歷史上多次人工鑿裂所剩，極可能與大禹用火燒之法所鐫之石的殘留有極大關系。因而，飛龍峽是符合邏輯的大禹治水的地方。

5 討論與結論

5.1 問題討論

5.1.1 古天文學與早期農業是中華文明形成的兩大基石農業生產具有強烈的季節性，因而需要掌握天時變化規律，這是人類文明開啟的必要階段。而解決時間問題的唯一方法只能到天上去尋找，這個工作就是觀象授時。中國古天文學在文字出現以前很久就形成了星系的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的框架，大致掌握了天文與氣候變化的基本規律，時間在公元前5670年前后。這與大地灣一期的時間相當，與農業的產生與發展基本同步。現代天體物理研究認為，至遲在公元前2700年，我們的祖先已經有天文儀器可以把當時正極星的位置定位到約0.013°的精確度。成書于戰國時期的《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專著，識別了144顆星的位置。《史記·天官書》更是把古天文知識與人類聯系起來，“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構建了星宿與州域之間的對應關系，使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成為華夏文明的傳統。唐朝王勃的《滕王閣序》，開篇就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就是反映古代中華民族構建的天地關系。

如果將認識自然、順應自然、利用自然并能進行農業生產定義為文明，即《尚書正義·舜典》所云“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那么距今8000a前后，中國古天文知識與“南稻北黍”的農業格局就基本形成了，中華文明的歷史因而至少就是8000a；到公元前2884—2807年的顓頊時代，就已經制定了干子紀年系統，說明中華文明在5000a前古代科技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5.1.2 大禹治水對于中華文明起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本文提出的大禹治水在飛龍峽的觀點，可以看成是一種可能的方案。與歐洲“諾亞方舟”躲避洪水不同，中華先人采取了“治水”方略，這形成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一種獨特的性質。大禹治水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過程中，需要特別強調。

（1）禹疏通河道后，得到了從成縣南山到甸山間的大片土地。《小雅·信南山》記載“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消除了水患，擴展了可利用土地，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抗拒自然災害的能力；

（2）治水成功提高了大禹的聲望，凝聚了遠近部落的力量，社會團體必定大大擴大，為新時代（即王朝）的來臨奠定了必要的土地、技術和社會基礎。《史記·夏本紀》記載“禹為華夏族首領，建都安邑，以居天下之中”。

（3）更為深遠的是，根據《史記》秦人先祖大費由于助大禹治水，其族的社會地位得以極大提升，走上了歷史的前臺。可以說，嬴族從協助大禹治水起家，積累了寶貴的治水經驗和技術，并為后來的重大治水工程（例如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奠定了基礎。嬴族的治水傳統，促進了族群生產力的提高，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為華夏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4）進一步推測，夏朝早期都城的位置不會離大禹治水的地方很遠，即在成徽盆地及附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說在西秦嶺或附近地區。

（5）總之，大禹治水推動了社會的全面進步，為中華第一個朝代的誕生奠定了生產力、物質和社會基礎，成為中華文明從部落文明走向國家文明的重要轉折點。

5.1.3 古地名的含義及“族遷名隨”問題地名是凝固的歷史，更是華夏文明的精神符號。《山海經》《史記》《左傳》《漢書》《淮南子》等文獻中的很多地名出現在西秦嶺，例如瀆山、昆侖山、盤古山、鳳凰山、龍窩、包山、伏城、堯山、仇池山、羽村、禹甸山、天壽山、鹿臺山、太祖山、方山、萬祖山、牛星山、吉山（雞山）、黃河、洛河、黃陳、黃渚、黃拜梁、府城、紫金山、藥山、青牛山、白馬、王臺、橫山（即南岳）、嶓冢山（齊壽山）、中（字）山、西岐、西犬丘、西漢水（夏水）、漾水、羌水（白龍江）、古洛河等，都驚人地集中于西秦嶺。另外，還有文縣、武都、康縣、成縣4縣（市），就是周朝前四王（文、武、康、成）的王號。在一個區域能有如此多的與先秦歷史有關的古地名，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西秦嶺地區有太多的地名與上古傳說聯系，簡直就是中華上古文明的天然地名博物館。因而這里一定與中華文明起源有根本性的聯系，值得我們今后對這些地名進行更深刻的研究。

對早期秦部族重要活動地“西犬丘”“西新邑”“西垂”“西畤”與西漢水考古發掘或調查已發現的重要遺址進行比對分析，基本認為“西垂”與“西犬丘”為一地，應當是具體地名而非“西部邊陲”的泛稱，中心地域范圍東北至甘肅禮縣紅河鄉，西南至禮縣石橋鎮。黃諸鎮的王臺，與“禹殺相柳”的地點也非常契合；雞峰山南邊的廬家山有個別稱“大成能干”，與黃帝鑄鼎的傳說和地點極為契合。這都不是偶然的，隱含著中華文明起源與演進的重要地理密碼。

秦統一華夏之后，大量的地名向東擴散和遷移，產生了較多的“族遷名隨”現象，形成多地一名的問題。例如泰山、衡山、華山等五岳名稱等都是從西秦嶺向東部地區遷移的。因而，需要從古文獻中識別最早的地名及位置，要甄別地名使用的時代，盡可能把握中國歷史的真相。如不要把漢之前的古昆侖與現代昆侖山混淆；呂思勉在《先秦史》中明確指出，“禹封會稽，非今浙江會稽山”（浙江的會稽山是東晉之后才命名的）。另外，今陜西華陰縣的西岳是漢武帝始封的少華山，而今成徽盆地府城的華山，則是太華山。成徽盆地在周武王時代是西楚，項羽自封“西楚霸王”，就是最高級的王；吳也有東吳、西吳的分別，東吳也是西吳的延伸和后代。總體上形成先西后東、西為祖先的歷史地理順序。

總之，西秦嶺具有的豐富的古地名，蘊含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地理密碼。西秦嶺地名的系統研究，應該作為今后中華文明探源的重要內容，以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作的進步和突破。但一定要注意“族遷名隨”的問題，避免出現歷史和地理的誤判。

5.1.4 夏都的位置及其與三星堆遺址的關系如前所述，中國農業起源很早，至少有8000a歷史。但早期農業社會發展極為緩慢，形成一定規模的城市可能非常晚。因而，早期部落和王朝的首都，很可能不是城市。《古代漢語》言“古代有宗廟者，為都”；《說文解字—邑部》中也講“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換言之，建立宗廟的地方就是帝都。例如，秦人在西漢水上游北岸大堡子山的宗廟，那里就是秦人最早的都城。后來秦人出西秦嶺，在關中盆地建立秦邑—汧城—汧渭之會—平陽—雍城—涇陽—櫟陽—咸陽，經歷了“九都八遷”的艱難歷史。對于更早的夏朝，建立大規模的都城更不可能。因而，建其宗廟的地方，才是需要關注的地方。關于夏朝重要地名“會稽山”，《先秦史》就否認了禹封會稽為今日浙江會稽山。《尚書—商書—太甲》明確記載“夏在西邑”；成徽盆地北面黃諸鎮的王臺、甸山的玉陽宮、夏桀居住“天井”等都是與夏具有直接聯系的地點；而且西漢水過去就稱為“夏水”。有很多理由來推論甚至做出判斷，西秦嶺成徽盆地就是夏都之地。成徽盆地南緣的鳳凰臺、鹿臺山、太祖山（堯帝）、五仙洞、天壽山、西狹（喬山）等，甚至可能與三皇五帝都有關。西秦嶺蘊含了太多的上古信息，有待歷史、文化、考古學者進行深入探究。

著名的三星堆遺址，位于西秦嶺以南地區。遺址以大量的精美青銅器為特色，是中國迄今發現的種類最豐富、體態最高大、年代最悠久的青銅群像，為級別最高的帝王物品，出現時間為距今3700—3500a，即夏末商初。但是，三星堆遺存的下層與上層之間文化面貌差別很大，生產力水平十分懸殊，代表的社會發展階段也不相同，即使個別因素有前后承襲關系，也不宜將其視為一個考古學文化；它與當地的寶墩文化并不兼容，而是與夏文化存在特殊的關系，即“夏文化是傳播主體，三星堆文化是受體”。因而，從時間和地理關系上可作如下推測，夏朝末期頂層集團在夏滅亡前南逃，將這些國寶帶出西秦嶺，埋藏在山下三星堆的；其中的大銅立人，極有可能就是夏朝的創始人——大禹的塑像。如果考慮唐朝玄宗在安史之亂發生時的逃跑路線（沿嘉陵江南下到成都），對三星堆的性質就會有更準確的理解。

西秦嶺北部的西和—成縣一帶不僅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是夏朝的起點，更是第二大鉛鋅礦集中區，這為夏朝時期青銅的發展，提供了絕對必要和豐富物質基礎。夏朝作為中華文明史上青銅的代表，不會發生在遠離重要鉛鋅礦區的地方。成徽盆地北部的黃諸鎮，采冶金、銀、銅、錫、鐵由來已久，廢棄的銅礦里還有豐富的巖畫，也有關于禹殺相柳的王臺和“禺告”石刻。三星堆與成徽盆地的地理關系，也正好說明了夏都就在其北部的西秦嶺內部。

李伯謙認為在三星堆文化的形成、發展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有外來文化因素的參與，其中尤以漢水上游地區的影響最為強烈，除了它本身的文化因素的影響，它還是強大的商文化、周文化向成都平原傳播的中介地帶。正是由于漢水上游地區考古學文化對三星堆文化的沖擊和影響，使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從二期開始逐步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究竟反映了什么樣的社會歷史內容是值得深思的。其實，從地理關系分析，對三星堆影響最大的應該是西漢水（古漢水），而非現在的漢水上游。因為漢初（公元前186年）的武都道大地震在古漢水上游形成規模極為巨大的堰塞湖，而導致古漢水改道入嘉陵江，使西秦嶺的水系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5.1.5 從大禹治水到一統華夏—秦人對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貢獻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千頭萬緒，非常復雜。但是，西秦嶺西漢水上游的大堡子山上秦人第一陵園—西垂陵園的發現，給我們提供了極為重要的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地理線索。順著這條線索，可以發現一條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重要脈絡。根據先秦文獻及《史記》，秦人祖先可以追溯到黃帝之孫——顓頊，其時代推測為公元前2884—2807年，經女修、大業到大費；大費不但幫助大禹治水建功，而且“佐舜調馴鳥獸”，即馴化動物，而被舜帝賜給“嬴”姓，秦人部落從此登上歷史的舞臺。特別應該關注的是，大費的官職是“伯益”，負責記錄歷史事件，掌握和積累了治水的經驗和各種知識。但因當時還沒有文字，只好用圖來表示，形成《山海圖》。文字出現后根據集體記憶，將《山海圖》寫成《山海經》。《史記—秦本紀》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閑”。商周時代秦人都有較高的地位，但基本都是“在西戎，保西垂”，地點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秦人早期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秦人的文化和治水傳統。后來中國的宏大治水工程，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都是秦人智慧的結晶。另外，秦人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具有重要意義，例如秦穆公時代任用族外多位賢人，助其建立了強大的秦族團體；秦孝公時代，通過商鞅變法，而成為戰國時代最強大的國家，統一了華夏，并實現了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建立了郡縣制。所以，可以識別出從大禹治水到華夏一統是秦人為主體演繹的一條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要脈絡。

5.2 結論

（1）氐羌民族核心區、古昆侖山位置及大禹治水地點，都是中華文明起源涉及的重大問題，與西秦嶺有緊密的聯系。換言之，西秦嶺應該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區域。這也印證了《史記》中“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的思想。

（2）中華文明起源與演進有一條重要的秦人路線。在西秦嶺地區，秦人因協助大禹治水而興起，后來又完成了對中華文明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系列水利工程（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并締造了中華國土、郡縣政體、文字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一條中華文明早期演進的主線條。

（3）雖然西秦嶺在中華文明形成和演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在中華文明探源工作中基本上還是個“盲區”，其重要意義還遠遠沒有體現出來，因而應是今后中華文明探源工作的重點區域。本文強烈建議歷史文化學者、考古學者和地理學者盡早在西秦嶺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特別是飛龍峽谷與古昆侖山的環境考古、三星堆青銅器成分與西成鉛鋅礦成分的比對，以實現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質性突破。

作者：張百平，姚永慧，劉俊杰，李佳宇，蔣婭

來源：《地理學報》2024年第7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杜佳玲

校對：江 桐

審定：楊 琪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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