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青史迷霧：長平之戰之后的迷局，為范睢辯冤

近讀《史記》，長平之戰的血色始終縈繞紙間。四十五萬趙軍降卒被坑殺的慘烈，武安君白起的赫赫戰功，與范睢“忌功讒殺”的奸佞形象，似乎早已被司馬遷的筆墨定格。千百年來，范睢始終背負著構陷名將、損害秦統大業的罵名，成為權謀史上的反面典型。

范睢影視形象

然而，撥開史料的迷霧，結合戰國亂世的政治規則與戰爭現實便會發現，這樁流傳甚廣的“冤案”，實則是司馬遷主觀臆斷與后世解讀偏差的疊加，范睢這位秦國名相，本不該蒙此千古污名。 世人詬病范睢，核心論據便是《史記》中記載的他因嫉妒白起功高，阻撓乘勝滅趙，后又讒言加害。但細究長平之戰的全貌，便會發現此說站不住腳。

事實上范睢才是長平之戰的幕后總操盤手，其功績并不亞于白起在戰場上指揮廝殺。當時秦軍久攻趙國不下，廉頗以固守之策與秦軍對峙，戰事陷入僵局。正是范睢獻反間計，散布“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的流言，成功促使趙王臨陣換將，以趙括取代廉頗，為秦軍破趙創造了關鍵契機。此外，戰爭背后的后勤調度、國力統籌，皆離不開范睢這位丞相的居中協調。秦國能在長平與趙國展開國力消耗戰，最終拖垮趙軍，范睢的內政才干功不可沒。

從戰國政治家的基本素養來看，范睢絕無可能因個人私怨損害秦國的國家利益。彼時范睢已位居丞相，封應侯，達到了人臣之極，升無可升。而白起作為武將，其功勛體系與文臣集團涇渭分明，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將相和”中廉頗與藺相如，說明武將反而會認為文臣不用上戰場拼殺，得到功勛的卻比他們多。所以，范睢與白起并沒有直接的升遷、功勛競爭關系，何來“陷害忠良”呢？

武安君白起影視形象

對范睢而言，白起的戰功越是卓著，秦國的統一大業便越往前推進一步，這恰恰能鞏固他作為輔政丞相的地位，而非威脅。更何況，秦昭王絕非昏庸之輩，而是一位鐵血果決、深諳權術的帝王。若范睢真因一己之私，在滅趙的關鍵節點阻撓軍事行動，導致國家利益受損，以秦昭王的性格，必然會對其嚴懲不貸，而非繼續倚重。將一位雄主視為可隨意蒙蔽的傻子，顯然是對戰國政治生態的誤讀。

筆者以為，白起之死，根源在于其自身缺乏政治智慧，屢次抗命，觸怒龍顏，而非范睢的構陷。長平戰后，白起主張乘勝進攻邯鄲，看似合理，實則忽略了秦軍的實際處境。長平一役，秦軍雖勝，卻也付出了“死者過半，國內空”的慘重代價，國庫空虛，兵卒疲憊，早已無力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滅國之戰。趙國雖遭重創，但邯鄲作為都城，城防堅固，且各國援軍蠢蠢欲動，此時貿然進攻，無異于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

御前會議，范睢主張接受趙國割地講和，實則是審時度勢后的理性選擇，是為秦國爭取休整時間、積蓄力量的權宜之策，而非出于嫉妒。可能也有大臣提出聽從武安君的計劃，繼續進攻。但是秦昭襄王作決策，他采用了范睢的意見。 后續事態的發展，更印證了范睢的判斷。秦昭王后來不聽勸阻，執意攻打邯鄲，結果秦軍久攻不下，損失慘重。此時秦昭王想請白起重新掛帥，白起卻意氣用事，不僅堅決拒絕，還出言嘲諷昭王：“不聽臣計，今果何如”。

這是公然挑戰君王權威，職場之大忌。在君主專制的時代，臣子抗命已屬大罪，更何況是在君王決策失誤，兵敗之際的指責，簡直是殺人誅心。此時，白起的結局早已注定：“犯吾法者，惟有劍耳”。

值得玩味的是，白起被賜死途中，自始至終未提及范睢半句，若真為范睢所害，豈會無一言控訴？這恰恰說明，白起深知自己的死因是觸怒君王，與范睢無關。

秦國最終未能在長平戰后一舉滅趙，絕非范睢一人之過，而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一方面，趙國雖敗，但舉國上下同仇敵愾，且成功利用割地講和的機會實施緩兵之計，爭取到了喘息與聯絡諸侯的時間；另一方面，秦軍經長平之戰后元氣大傷，后續進攻邯鄲時采用“添油戰術”，逐次增兵卻始終無法形成壓倒性優勢，最終被趙軍與諸侯援軍聯手擊敗。將滅趙失敗的責任歸咎于范睢，無疑是找錯了根源。

秦昭襄王影視形象

司馬遷著《史記》，雖被譽為“史家之絕唱”，但終究難逃個人情感與時代局限。他對白起的悲劇命運抱有同情，對權謀家多有批判，便不自覺地將范睢塑造成陷害名將的反派。然而，歷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細節之中。范睢作為秦國歷史上的重要丞相，提出“遠交近攻”策略，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戰略基礎，其政治才干與遠見卓識不容否定。他并非完美無缺，卻也絕非嫉賢妒能的小人。 青史留名，向來不易。

范睢被污名化千年，實則是歷史敘事的偏差所致。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范睢以一介布衣躋身相位，憑借智謀輔佐秦昭王強秦，始終以國家利益為根本。白起之死是權力博弈的悲劇，而非個人恩怨的犧牲品。愿撥開歷史的迷霧，還這位亂世名相一個公正的評價，讓青史不再蒙塵，讓真相得以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