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公布5起電信網絡詐騙關聯犯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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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斬斷犯罪鏈條，鏟除電信網絡詐騙滋生土壤，荊州兩級法院堅持全鏈條打擊思路，將懲治重點延伸至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技術支持、信息引流、支付結算等關鍵環節的關聯犯罪，從源頭上遏制此類犯罪的高發態勢。

2025年以來，荊州兩級法院共計新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113件321人，審結74件189人，涉及詐騙金額9466711.35元；新收電信網絡詐騙關聯犯罪案件253件521人，審結212件422人，有力震懾了違法犯罪分子，守護了人民群眾財產安全。

為充分發揮司法案例的警示作用，現選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電信網絡詐騙關聯犯罪典型案例向社會公開發布。這些案例生動揭示各類電信網絡詐騙關聯犯罪的作案手法、社會危害及法律后果，希望能增強群眾對出租“兩卡”、參與“跑分”“引流”“境外高薪務工”等行為的法律風險和危害性的認識，使“不做電詐工具人”的觀念深入人心。

案例一：郭某等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多人通過“紙飛機”進行跑分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周某某（另案處理）在“紙飛機”APP上創建“跑分”群，陸續發展被告人郭某、郝某某、任某某、陳某1、張某、王某某、黃某、胡某某、陳某2和陳某3（另案處理）、伍某某（另案處理）等人，向他們許諾使用自己或他人的銀行卡“跑分”可以按照轉賬流水的2‰至10.5‰或者按照300-500元/天的方式獲取報酬。涉案銀行卡資金流水總計20920292.32元，其中郭某非法獲利76283.26元，郝某某非法獲利 58572元，任某某非法獲利119613元，陳某1非法獲利11000元，張某非法獲利13120元，王某某非法獲利15000元，黃某非法獲利29884元，胡某某非法獲利44500元，陳某2非法獲利18500元。

裁判結果

公安縣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9日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被告人郭某等9人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至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至八千元。宣判后，郭某、郝某某、任某某、胡某某、陳某1、張某提出上訴。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8日作出終審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經審理認為，對被告人郭某等6人具備的所有從寬情節均作出明確的認定，并據此考量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然后作出的量刑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而家庭環境好壞不是量刑特別是能否判處緩刑的關鍵情節，不能據此來決定是否對被告人判處緩刑，且被告人在認罪認罰時愿意接受公訴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其判處緩刑的要求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

典型意義

相較于單一個體出售、出借銀行卡、電話卡的“散點式”作案，本案的犯罪活動呈現出明顯的組織化、鏈條化和技術化特征，且犯罪分子通過“紙飛機”這一加密通訊工具實施“跑分”活動，危害更大。此類犯罪團伙往往以“兼職”“創業”為名招募大量法律意識薄弱的參與者，實質上將其發展為犯罪網絡末梢，不僅加劇違法犯罪擴散，也導致更多群體陷入法律風險，破壞社會信任基礎。法院對“跑分”犯罪團伙的審判，掐斷了犯罪資金的流轉渠道，從源頭降低上游犯罪的既遂率，守護好老百姓的“錢袋子”。

案例二：羅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為謀取非法利益，利用非法獲得的電話卡搭建用于語音傳輸轉換的通訊設備

基本案情

2024年1月，被告人羅某某通過“紙飛機”APP認識一名用戶昵稱為“風生水起”的男子，得知在國內非法搭建用于語音傳輸轉換的通訊設備（以下簡稱“GOIP”），保證正常通信可獲得每小時85U幣（折合人民幣500元左右）收益。為謀取高額收益，羅某某明知境外犯罪團伙會利用其架設的“GOIP”設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仍伙同被告人石某多次通過向被告人潘某某1及李某某、潘某某2（均另案處理）購買電話卡，搭建“GOIP”設備以獲利。后被告人袁某、馬某、歐陽某某陸續加入，其中馬某協助袁某照看設備，根據指令操作換卡、穩定連接線。在購買電話卡及搭建設備過程中，羅某某、袁某還聯系馬某、徐某某、劉某等人為欠費電話卡充值話費。2024年1月11日，被害人曹某被騙取178233元；同年4月17日，被害人申某某被騙取人民幣69862元；次日，被害人徐某某被騙取28000元。石某獲利77850元，羅某某獲利51139元，袁某獲利21401元，歐陽某某獲利5310元。潘某某向羅某某團伙出售電話卡共計109張，從中獲利98500元。

裁判結果

公安縣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0日以被告人羅某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被告人潘某某1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被告人袁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被告人石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八千元；被告人歐陽某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被告人馬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拘役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宣判后，潘某某1提出上訴。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1日作出終審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潘某某1出售手機卡行為，與其他被告人之間系犯罪上下游不同環節問題，不成立共同犯罪，不屬于從犯。法院主要考慮到潘某某1銷售電話卡數量較多，獲利金額較大，與其他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件相比，情節更為嚴重，故而未對其適用緩刑并調整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

典型意義

電信網絡詐騙之所以屢禁不止、危害深遠，關鍵在于其具有遠程、非接觸、跨域偽裝的技術能力。本案所打擊的，正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得以實現的必要物質基礎與技術通道。對此類案件的依法嚴懲，是法院捍衛法律尊嚴、回應人民關切、護衛數字社會安全的堅定決心與實際行動。

案例三：戚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為謀取非法利益，主動出借銀行卡供他人使用

基本案情

2022年12月，被告人戚某某的朋友“山雞”（身份未查實）與他聯系，表示自己的銀行卡被凍結無法使用，找戚某某借銀行卡用于個人轉賬，并請戚某某吃飯以示感謝。同月16日，戚某某明知出借銀行卡可能被用于接收違法犯罪資金，仍將銀行卡及相關密碼提供給“山雞”使用。同月月底，中國銀行工作人員電話聯系戚某某，告知其銀行卡資金流水過大，存在詐騙風險，已被銀行凍結，戚某某未理會。2023年1月30日，戚某某在小吃店偶遇自稱銀行工作人員的“劉經理”（身份未查實），得知其有渠道辦理黑戶貸款，但是需要提供一張銀行卡刷流水。戚某某為謀取非法利益，提供自己名下銀行卡及相關密碼給對方使用。戚某某提供給“山雞”使用的銀行卡共流入不明資金3302240.6元，其中向該卡轉入資金的53個賬戶多次被止付、凍結；戚某某提供給“劉經理”使用的銀行卡，共計流入不明資金774375元，涉及電信網絡詐騙案件6起，涉詐資金232651元。

裁判結果

松滋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2日以被告人戚某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并處罰金二千元。宣判后，戚某某提出上訴。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9日作出終審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戚某某出借的兩張銀行卡共計流入不明資金400余萬元，涉及電信詐騙6起，結合本案事實及社區矯正部門出具的“因戚某某家庭債務較復雜，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居住地不穩定，不適用社區矯正”的意見，不宜對戚某某適用緩刑。

典型意義

本案中的罪犯往往抱著“我只是借個卡，又沒有直接實施犯罪”的僥幸心理，但如此“小忙”，也可能換來刑事處罰。法院對這些“小案”的審理，是對社會最細微風險點的精準干預，更是提醒人們要時刻保持清醒認識，在犯罪鏈條中，沒有“無辜的工具”，只有“有責的主體”。

案例四：徐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為辦理大額信用卡，將自己銀行卡提供給他人刷流水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被告人徐某某為了資金周轉需要辦理大額信用卡，通過網絡尋找到辦理信用卡渠道，辦卡男子稱辦理信用卡需要提供銀行卡轉賬刷流水。該男子與徐某某約好在外省見面，并為徐某某購買好車票。雙方碰面后，徐某某在男子駕駛的白色本田小車內，將自己名下銀行卡及密碼、手機交給對方用于刷流水。該男子在刷流水的同時利用徐某某的個人信息辦理了一張銀行卡，期間徐某某配合對方進行刷臉認證。經查詢公安部電信詐騙案件偵辦平臺，徐某某名下銀行卡關聯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9起，直接涉案金額人民幣739100元，流水合計人民幣2041671元。

裁判結果

洪湖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日以被告人徐某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拘役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800元。宣判后，徐某某提出上訴。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9日作出終審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徐某某經商數年，曾在銀行辦理過貸款業務，但徐某某對陌生人為其出車費幫其到外省辦信用卡，且在一輛小車內將其多張銀行卡提供給自稱銀行工作人員的陌生人刷流水等種種異常行為視而不見。法院根據徐某某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對社會危害程度、悔罪表現，在法定刑幅度內對其判處刑罰，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對其不存在量刑畸重的問題。

典型意義

本案的審理不僅是對個體行為的法律評價，更是通過司法裁判，向社會公眾傳遞明確的信號：即使未直接實施詐騙等犯罪，“辦卡刷流水”等看似無害實為犯罪提供幫助的行為也構成犯罪，需承擔刑事責任。當前電信網絡犯罪形勢嚴峻，各種“小便宜”中可能藏著“大陷阱”。許多法律意識淡薄的人，容易因一時誘惑或親信他人而淪為犯罪活動的“工具人”。法院通過對此類案件的審判，厘清合法與違法的界限，引導社會公眾自覺抵制“兩卡”的非法使用，從源頭上擠壓網絡犯罪生存空間。

案例五：張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以異常的價格和方式買賣虛擬貨幣謀取利益

基本案情

2023年2月底，被告人張某從微信好友“快哉?！保ㄉ矸菸床槊鳎┨幍弥?，按照其指示可以在虛擬貨幣交易平臺上買賣虛擬貨幣賺錢。2023年2月至4月期間，張某給“快哉?！鞭D賬3000元作為“學費”后，便按照“快哉?！钡陌才牛檬謾C下載數字人民幣和“pexpay”手機應用軟件，又使用自己名下的銀行卡開通9個數字人民幣錢包。之后，張某便在“pexpay”平臺與“快哉?！敝付ǖ馁u家、買家多次買賣虛擬貨幣。期間，張某的微信、支付寶多次收到國家反詐中心 APP發來的交易提醒（顯示對方是風險賬戶，可能涉嫌網絡詐騙）和支付寶安全中心提示（賬戶或交易存在風險），其支付寶賬號也多次被限制交易。但張某仍繼續實施上述行為，非法獲利共計4451.03元。張某的9個數字人民幣錢包共計轉入不明資金93.6328萬元，涉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7起，涉詐資金共計7.11萬元。

裁判結果

松滋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以被告人張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二千元。宣判后，張某提出上訴。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0日作出終審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經審理認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犯罪明知”是一種概括性的明知，即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在幫助他人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但對上游實施的具體犯罪行為不知情也未參與。本案中，被告人張某以異常的價格和方式交易銀行賬戶，期間多次收到國家反詐中心APP、支付寶的交易風險提示，顯示對方賬戶可能涉及網絡詐騙，且在出現支付寶和興業銀行數字人民幣賬戶被封控的情形后依舊繼續提供交易，以上行為足以認定張某對他人正在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具有概括性的明知。

典型意義

本案的審理體現法院在金融科技快速演進背景下，主動適應犯罪新形態、堅守法律底線的司法擔當，教育公眾識別虛擬貨幣交易中“代買代賣”“搬磚套利”的犯罪陷阱。在數字時代，任何試圖利用技術手段規避法律、助長犯罪的行為，都將面臨司法機關的精準打擊和法律的嚴肅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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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明金/通訊員：朱靜 劉小芬

編輯：蔡靜文

責編：王璇/編審： 王媛 /監制：邱智軍

出品：荊州市融媒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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