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同胞的辯護，江一平的選擇，該被原諒嗎？

一個曾為愛國學生奔走的律師，卻把辯護席變成了背叛民族的舞臺；一個本該堅守正義底線的法律人，偏偏為雙手沾滿同胞鮮血的戰犯站臺。這樣的人生轉折，不是戲劇編排，而是真實發生在民國時期的荒唐往事。

江一平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父親得知消息后，氣得渾身發抖，當眾要和他斷絕關系；妻子也明確表態，只要他接下案子就離婚。可在名利誘惑面前，他最終還是點了頭，還特意要求“對外保密”。1948年8月23日的第一次庭審，上海參議會大禮堂擠滿了憤怒的民眾，法庭外裝了擴音喇叭直播。檢察官的起訴書避重就輕，只提了1945年的一些瑣事，對岡村多年的重罪避而不談。岡村寧次面對庭長石美瑜的質問，一律以“不知道”“那時我不在”推脫責任，而這背后是典獄長提前告知他“蔣總統無意重判，只是走個形式”。輪到江一平辯護時，他居然說岡村寧次在華北“幫助農民恢復生產、打擊奸商”，這番顛倒黑白的話當場引發眾怒，法庭內外罵聲一片，法官只能倉促宣布休庭。

半年后的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庭審變得異常隱秘，旁聽僅限20多人，連擴音喇叭都取消了。此時法官們已收到蔣介石的絕密電報，內容是“據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將岡村寧次宣判無罪，應予照準”。首席法官石美瑜因不滿判決拒絕簽字，其他法官被迫簽署，庭審沒有激烈辯論，直接宣判岡村寧次“無罪釋放”。即便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隨后下達了逮捕令，湯恩伯還是連夜秘密安排岡村寧次登上美國輪船“維克斯”號返回日本，讓這個血債累累的戰犯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判決一出，舉國嘩然，中共中央于次日通過新華社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要求重新逮捕岡村寧次。江一平成了人人喊打的“賣國賊”，復旦大學、東吳大學立刻解除了他的所有職務，上海律師協會注銷了他的會員資格，立法委員的職務也被罷免。家里的變故來得更猛烈，父親氣得中風，臨終前都不肯認他這個兒子；妻子堅決離婚，帶著孩子決絕離去；親朋好友紛紛與之斷絕來往，曾經門庭若市的江家，一夜之間門可羅雀。他去找蔣介石兌現承諾，卻連人影都見不到，所謂的“巨額報酬”成了泡影。

1971年10月15日，73歲的江一平在臺北的出租屋里去世，房東發現時他已經離世多日，后送醫確認死亡。他在上海的家族墓地，碑上連名字都不敢刻，只寫著“故友之墓”四個字。而他拼死救下的岡村寧次，1966年9月2日在東京病逝，晚年被日本民眾排斥，經歷兩次喪子之痛，同樣眾叛親離，至死都未承認自己的戰爭罪行。

有人說江一平是身不由己，被蔣介石脅迫；也有人說他是利欲熏心，活該有此下場。可無論真相如何，他為戰犯辯護的事實無法改變，給同胞帶來的傷害難以彌補。民族大義面前，一步踏錯，便是萬劫不復。如果當初他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人生會不會是另一種結局？這樣的選擇，換做是你，會怎么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