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隱秘的歷史，沒有他，大清取代不了大明，也不會有康乾盛世

在清宮文化盛行的那段時期，很多歌頌康乾盛世的作品大肆歌頌康熙、雍正和乾隆， 例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還珠格格》等，著名的清史學家閻崇年，更是開口必稱康熙爺乾隆爺，對他們推崇備至。

不過著名的已故國學大師曾仕強不這么認為，他認為洪承疇才是康雍乾盛世的總設計師，并非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

他說，1644年，當多爾袞率領清軍踏入北京城時，局勢遠非后人描摹的那般“氣吞山河如虎”，而是一對“孤兒寡母”（孝莊太后與年幼的順治帝）在政治和軍事上戰戰兢兢的嘗試。

滿清統治者面臨的困境是顯而易見的——一個不足百萬人口的民族，如何統治上億人口的漢地？

正是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洪承疇，這位前明重臣，遞上了一份特殊的“降書”。這份降書不僅表達了個人歸順，更包含了一套完整的統治方案。曾仕強稱之為“百年國運說明書”。

洪承疇深刻理解，滿清若想穩固統治，絕不能僅憑武力。他在奏疏中系統提出了“以漢制漢、輕徭薄賦、尊孔重儒、漸行漢化”的十六字方針。這套方案成為清初統治的基本框架，貫穿了之后百余年的政治實踐。

康熙帝繼位時年僅八歲，其統治初期由四大輔臣主政。這些輔臣延續了洪承疇制定的政策路線。康熙親政后推行的“永不加賦”政策，正是洪承疇“輕徭薄賦”理念的具體化。這一政策極大緩解了明末以來尖銳的社會矛盾，為經濟復蘇創造了條件。

雍正朝的改革看似激烈，實則仍在洪承疇規劃的框架內進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等措施，本質上是將洪承疇的稅制理念進一步系統化、制度化。而秘密立儲制的創立，則解決了困擾清廷數十年的繼承問題，這背后同樣可以看到洪承疇“穩定為要”政治哲學的延續。

至乾隆朝，清朝達到鼎盛。乾隆帝本人對洪承疇評價復雜，在編纂《貳臣傳》時將其列為甲等，既承認其功績，又強調其“失節”。然而在政策層面，乾隆朝幾乎全盤繼承了祖父、父親留下的制度框架，而這一框架的源頭，就是洪承疇的設計。

曾仕強在演講中特別指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對比：唐朝雖有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但兩者之間相隔數十年，且中間經歷了武則天時期的大幅政策調整。而清朝的康雍乾三朝盛世則呈現出罕見的連續性，一個接一個，“嚴絲合縫”。

這種連續性并非偶然。三位皇帝雖性格迥異、執政風格不同，但基本國策保持了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源于一套被共同遵循的制度框架和統治哲學。而這套框架的初步設計，就是清初洪承疇等漢臣的系統建言。

洪承疇的貢獻在于，他將自己數十年治理明朝的經驗與對滿清特殊性的理解相結合，設計出了一套“滿漢二元”的統治模式。在這一模式下，滿人保持軍事優勢和特權地位，漢人則負責行政管理和經濟生產；既保持滿族認同，又吸收漢族文化；既維護中央集權，又給予地方一定彈性。這套精巧的平衡術，成為清朝長期穩定的制度基礎。

曾仕強的觀點之所以震撼，或者說不被當時的主流學界認可，是因為它挑戰了主流學界“帝王中心史觀”。在主流歷史敘事中，盛世總是與明君賢相連在一起，制度設計與集體智慧往往被忽視或邊緣化。

然而，歷史真相往往比簡單敘事復雜得多。清初的統治精英，包括洪承疇、范文程等漢臣，實際上構成了一套“決策咨詢系統”。他們將自己對中原王朝治理的理解，與滿清統治者的實際需求相結合，創造出獨特的“清式治理”。

這種治理模式的特點在于其高度實用主義和靈活性。它既不同于傳統的漢族王朝模式，也有別于純粹的少數民族統治模式，而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混合體制。這種體制的強大之處在于，它能夠隨著時間推移而自我調適，從順治到乾隆，雖歷經調整，但核心框架保持不變。

洪承疇的歷史形象一直充滿爭議。在傳統史觀中，他是“漢奸”“貳臣”的代表；但在清朝官方敘事中，他又是“開清第一功臣”。這種評價的兩極化，反映了歷史認知的復雜性。

曾仕強教授并不是為洪承疇“平反”，而是試圖從一個更宏觀的視角理解歷史進程。歷史發展往往不是單一個體所能決定，而是多種力量、多種智慧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清初那個關鍵的歷史節點，洪承疇以及像他一樣的一批人，用他們的知識和經驗，幫助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找到了治理龐大帝國的有效途徑。這種制度設計和政治智慧，與三位皇帝的統治才能相結合，共同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王朝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