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閻錫山離開太原的第三天夜里,船艙里擺著一盞昏黃的煤油燈,他對隨行人員低聲感慨:“這一走,怕是真回不去了。”同船的四子閻志敏沉默片刻,只回了一個字:“嗯。”短短一聲,舊山西的塵封家事便在夜色里翻開了扉頁。
時間撥回到1914年春。31歲的閻錫山剛在山西站穩腳跟,已經當了三年都督,卻陷入一個傳統家族都忌諱的尷尬——無子。結發妻許竹青溫婉恭謹,卻天生不能生育。山西士紳盯著這位“土皇帝”的香火,傳言越滾越大,他不得不順應輿情,另娶年輕姑娘許氏。外界只看到閻都督納妾,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份寫在新婚夜的“家規備忘錄”。
洞房花燭并未如常進行。閻錫山牽著14歲的許氏,直奔大老婆娘家。三叩九拜后,小妾改名徐蘭森,認許竹青為“義姐”。往后,她只能管丈夫叫“老爺”,管正室叫“娘”,子女長成亦須同樣稱謂。閻錫山斟酌再三,親手在紙上寫下兩條:第一,徐蘭森只負責生育;第二,所生子女不許喊她“媽”。在燈下,他問:“可行?”小妾輕聲答:“都聽老爺。”
這樣的安排并非心血來潮。山西舊俗講究“嫡庶有別”,閻錫山既要保住許竹青的正室尊嚴,又要延續家族血脈,還得在軍閥圈里維持“廉潔自守”的形象。不得不說,這套家規既苛刻又精細,連稱呼都替孩子設計好了。
接下來十五年,徐蘭森一口氣生下六個孩子:志恭、志寬、志信、志敏、志惠、志安(女)。大同老鄉們背后議論:“閻家這爐子總算燒旺了。”可惜,前仨兒子命運多舛,兩人早夭,一人病逝日本,閻錫山忙于政局,也只能把長子靈位擺在督軍府側廳,偶爾焚香,一臉木然。
1926年,北伐聲勢正勁。閻錫山轉身投向國民政府,自封北路總司令。同年,四子志敏在太原降生。閻錫山欣喜,卻仍遵家規:孩子只能叫許竹青“媽”。七歲的志敏有次偷跑去西花廳,抱著生母哭喊“姨娘”,結果挨了家法,板子落在小腿上青紫一片,許竹青心軟,替他求情。閻錫山卻板著臉丟下一句:“規矩不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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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正室與小妾表面親如姐妹,私下卻暗流不斷。三十年代初,許竹青赴大連小住。歸來時,無意中聽到志敏、志惠背地叫徐蘭森“媽”。她心中一堵,當晚砸盆摔壺,哭訴閻錫山偏心。閻錫山不耐:“別鬧了,大局要緊。”這句“別鬧”,成了夫妻關系的分水嶺。翌日,許竹青搬去通順巷,夫妻名存實亡。
家中的裂痕持續擴大。1937年日軍入侵山西時,閻錫山忙于正太、娘子關防線,顧不上內宅。炮火之下,小妾攜幼女撤到汾陽老家,正室則堅守太原祠堂。外人只看到山西戰場的烽煙,卻不知閻家兩位女主人各守一隅,兩年不語。
抗戰結束,局勢更迭。1947年夏,閻錫山出任“行憲政府行政院長”,把五子志惠調去東京任駐日使館武官。就在這一年,他擅自替志惠作主,讓亡兄媳趙秀金“轉嫁”給弟弟。此事在親友圈炸鍋:堂兄閻濟民直言,“亂了輩分”。閻錫山輕描淡寫:“家事我說了算。”從倫理角度看,這樁婚配荒誕,但在他眼里,維系家族內部的血脈與利益,遠比外界的微詞重要。
1949年4月,解放軍太原戰役打響,閻家老宅被炮火震裂。11歲的志安被緊急送往香港。半年后,閻錫山攜四子赴臺,再把其他子女分批送往美國、巴西。山西舊院從此空寂,正室許竹青獨居通順巷,直到1964年病逝。閻錫山遵舊誓,將她靈柩與自己安放一處,碑文仍題“元配節婦”,徐蘭森的名字不見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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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檢閻家檔案,能感覺到一種矛盾:閻錫山自詡開明,卻又死守封建綱常;他自稱廉潔,卻對家族倫理秩序“精算”到毫厘。家規聽來殘酷,卻契合他對“權與禮”雙重控制的性格。山西父老口中的“閻老西”,在政治與家事之間,始終保持軍法般的冷硬。
1960年,閻錫山病危臺北,徐蘭森曾托人帶話:“老爺,蘭森在。”閻錫山只回一句:“守本分。”此后再無見面。1970年,閻錫山身后事由志敏、志惠兩兄弟料理,靈柩運往美國密蘇里州一處陵園。徐蘭森晚年居巴西圣保羅,時常抱著泛黃全家福發呆,鄰居問起,她只說自己是山西人,不提閻家半字。
從1914年的紙面家規,到1964年正室下葬,再到1970年遺骨遠渡重洋,閻家四十余年的興衰軌跡,折射出中國傳統家族在巨變年代的尷尬與掙扎。閻錫山一手維系的“嫡庶秩序”,終究還是沒能將家人攏在同一屋檐,規矩完好,人心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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