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冬,鴨綠江前線的夜色凝重。炮火停歇后,一盞馬燈下,戴志愿軍臂章的吳桓興寫下當天的放射劑量記錄。他裹緊軍毯,自言自語:“總有一天,這套設備得搬回北京,讓更多人用上。”彼時沒人想到,二十二年后,首都醫院的一間安靜病房里,他會端著鐳源,為陳毅進行精細放療。
1972年1月的凌晨五點半,家中電話驟響。接通后,對面傳來熟悉而低沉的聲音:“吳院長,我是周恩來,驚動您了。”沒有寒暄,只有一句委托——“陳毅,結腸癌術后,需要靠放射治療延續生命,麻煩您親自操刀。”電話掛斷,吳桓興立刻翻出空白病程紙,他相信數據能爭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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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一輛紅旗緩緩停在日壇醫院門口。陳毅自己推門下車,眉梢帶笑,步履穩健,仿佛不是病人而是來視察。吳桓興迎上去,脫口而出一句法語問候,陳毅朗聲回答:“Bonsoir,老朋友!”兩人握手的瞬間,醫患界線變成戰友情分——對抗的敵人不再是侵略者,而是癌細胞。
第一次定位,治療室只剩兩人。鉛衣厚重,空氣卻輕盈。陳毅興致勃勃地回憶南洋募款的往事,還不忘點評:“那些華僑,腰包鼓不鼓是一回事,心里裝沒裝祖國才算數。”吳桓興一邊調整角度,一邊隨口應和:“僑批里匯的是銀元,也是信念。”短短幾句,把他們半生的漂泊與堅守系到一塊。
燈光下的吳桓興,今年六十,雙眼仍亮。記憶卻回跳到1912年——他出生在毛里求斯,父親經營糖業,始終讓孩子記住一句話:富也好,窮也罷,咱們是中國人。上英式課堂時,白人教師對華裔學生的冷淡,把那句囑托敲得更響。等高中畢業,劍橋預科錄取通知已擺在書桌上,父親卻只說一句:“回上海讀書,你要聽得懂大江東去的聲音。”于是,他轉身登上回國輪船。
震旦大學求學期間的“一二·八”炮火,讓青年吳桓興第一次把學醫與救國連在一起。母親因癌病逝,更堅定他鉆進腫瘤放射領域。之后倫敦皇家放射學院的深造,讓他掌握當時世界最前沿的鐳治療技術。1945年抗戰勝利,他收拾行囊徑直回到上海,沒等任何人勸,他已決定留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一天,說客絡繹不絕:“去臺灣吧,那邊條件好。”吳桓興卻望著醫院里一百多名等待手術的病人回絕:“走得掉人,搬不走責任。”同年冬天,他參加接管工作,第一次和解放軍同桌吃飯,心里只剩一句評語:真把老百姓當親人。
朝鮮戰事驟起,他請纓隨志愿軍。彈坑旁搭起的臨時放射室里,他用手搖計時器控制劑量。戰后,他受命回國籌建放射生物學系。1958年,新建的日壇醫院揭牌,他成了第一任院長,實驗臺和床位一樣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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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某地干部診斷鼻咽癌末期,多家醫院判了“限期生存”。吳桓興修改處方,采用分次遞減照射,副反應明顯減輕,病灶穩定至今。同行復盤那份病歷時感嘆:“這家伙膽子真大。”他卻聳聳肩:“命大的是病人,功勞歸技術。”這份自信,為七年后的陳毅帶來了寶貴籌碼。
放療進行到第九周,陳毅抬手摸向剛剃光的頭皮,輕聲嘟囔:“轉移了吧?”吳桓興心口一緊,卻仍穩聲答:“位置變了,機會還在。”陳毅竟一笑置之:“繼續吧。”緊接著,他話鋒一轉:“你圖什么回國?早年在倫敦吃穿無憂啊。”醫師還沒開口,他自己給出答案,“因為中國窮,華僑才憋著勁兒往回幫,這是天經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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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鐳源被精準固定,鐘表嘀嗒。陳毅突然說道:“老吳,你別走。祖國缺這手本領,走了可惜。”這話沒什么政治口號,倒像朋友拍肩。吳桓興只是“嗯”了一聲,卻把劑量表又核對一次,他知道這聲回應包含全部立場。
1972年夏末,陳毅病情進入回旋區,能否扭轉已不取決于醫術。吳桓興仍照常推著鉛罐進治療室,邊調位置邊聊天。陳毅笑著提議:“留一招‘小灶的小灶’,將來推廣。”吳桓興答:“那得等國家更富,設備更全。”對話簡短,卻把兩人共同的愿望寫得明白:讓更多癌癥患者活得久一點,再久一點。
1978年,國家開始系統培訓放療人才,“小灶的小灶”寫進教材。1984年,吳桓興當選全國人大常委;1986年10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整理遺物時,同事發現那本1950年的前線日志,扉頁上仍是那句用鋼筆刻出的愿望:“儀器要回北京,讓更多人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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