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吳桓興請來為陳老總治療癌癥，陳毅：華僑很多是愛國的

1950年初冬，鴨綠江前線的夜色凝重。炮火停歇后，一盞馬燈下，戴志愿軍臂章的吳桓興寫下當天的放射劑量記錄。他裹緊軍毯，自言自語：“總有一天，這套設備得搬回北京，讓更多人用上。”彼時沒人想到，二十二年后，首都醫院的一間安靜病房里，他會端著鐳源，為陳毅進行精細放療。

1972年1月的凌晨五點半，家中電話驟響。接通后，對面傳來熟悉而低沉的聲音：“吳院長，我是周恩來，驚動您了。”沒有寒暄，只有一句委托——“陳毅，結腸癌術后，需要靠放射治療延續生命，麻煩您親自操刀。”電話掛斷，吳桓興立刻翻出空白病程紙，他相信數據能爭取時間。

四天后，一輛紅旗緩緩停在日壇醫院門口。陳毅自己推門下車，眉梢帶笑，步履穩健，仿佛不是病人而是來視察。吳桓興迎上去，脫口而出一句法語問候，陳毅朗聲回答：“Bonsoir，老朋友！”兩人握手的瞬間，醫患界線變成戰友情分——對抗的敵人不再是侵略者，而是癌細胞。

第一次定位，治療室只剩兩人。鉛衣厚重，空氣卻輕盈。陳毅興致勃勃地回憶南洋募款的往事，還不忘點評：“那些華僑，腰包鼓不鼓是一回事，心里裝沒裝祖國才算數。”吳桓興一邊調整角度，一邊隨口應和：“僑批里匯的是銀元，也是信念。”短短幾句，把他們半生的漂泊與堅守系到一塊。

燈光下的吳桓興，今年六十，雙眼仍亮。記憶卻回跳到1912年——他出生在毛里求斯，父親經營糖業，始終讓孩子記住一句話：富也好，窮也罷，咱們是中國人。上英式課堂時，白人教師對華裔學生的冷淡，把那句囑托敲得更響。等高中畢業，劍橋預科錄取通知已擺在書桌上，父親卻只說一句：“回上海讀書，你要聽得懂大江東去的聲音。”于是，他轉身登上回國輪船。

震旦大學求學期間的“一二·八”炮火，讓青年吳桓興第一次把學醫與救國連在一起。母親因癌病逝，更堅定他鉆進腫瘤放射領域。之后倫敦皇家放射學院的深造，讓他掌握當時世界最前沿的鐳治療技術。1945年抗戰勝利，他收拾行囊徑直回到上海，沒等任何人勸，他已決定留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一天，說客絡繹不絕：“去臺灣吧，那邊條件好。”吳桓興卻望著醫院里一百多名等待手術的病人回絕：“走得掉人，搬不走責任。”同年冬天，他參加接管工作，第一次和解放軍同桌吃飯，心里只剩一句評語：真把老百姓當親人。

朝鮮戰事驟起，他請纓隨志愿軍。彈坑旁搭起的臨時放射室里，他用手搖計時器控制劑量。戰后，他受命回國籌建放射生物學系。1958年，新建的日壇醫院揭牌，他成了第一任院長，實驗臺和床位一樣寶貴。

1965年，某地干部診斷鼻咽癌末期，多家醫院判了“限期生存”。吳桓興修改處方，采用分次遞減照射，副反應明顯減輕，病灶穩定至今。同行復盤那份病歷時感嘆：“這家伙膽子真大。”他卻聳聳肩：“命大的是病人，功勞歸技術。”這份自信，為七年后的陳毅帶來了寶貴籌碼。

放療進行到第九周，陳毅抬手摸向剛剃光的頭皮，輕聲嘟囔：“轉移了吧？”吳桓興心口一緊，卻仍穩聲答：“位置變了，機會還在。”陳毅竟一笑置之：“繼續吧。”緊接著，他話鋒一轉：“你圖什么回國？早年在倫敦吃穿無憂啊。”醫師還沒開口，他自己給出答案，“因為中國窮，華僑才憋著勁兒往回幫，這是天經地義。”

高能量鐳源被精準固定，鐘表嘀嗒。陳毅突然說道：“老吳，你別走。祖國缺這手本領，走了可惜。”這話沒什么政治口號，倒像朋友拍肩。吳桓興只是“嗯”了一聲，卻把劑量表又核對一次，他知道這聲回應包含全部立場。

1972年夏末，陳毅病情進入回旋區，能否扭轉已不取決于醫術。吳桓興仍照常推著鉛罐進治療室，邊調位置邊聊天。陳毅笑著提議：“留一招‘小灶的小灶’，將來推廣。”吳桓興答：“那得等國家更富，設備更全。”對話簡短，卻把兩人共同的愿望寫得明白：讓更多癌癥患者活得久一點，再久一點。

1978年，國家開始系統培訓放療人才，“小灶的小灶”寫進教材。1984年，吳桓興當選全國人大常委；1986年10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整理遺物時，同事發現那本1950年的前線日志，扉頁上仍是那句用鋼筆刻出的愿望：“儀器要回北京，讓更多人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