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第3天，李克農密電陳毅：不惜一切代價找到李靜安！

桌子拍得震天響，茶杯蓋子都跳了起來。

這事兒發生在1949年5月27號，上海剛解放，百廢待興，陳毅，這位新上任的市長，頭一回在自己辦公室里發這么大的火。

他不是沖著哪個打了敗仗的國民黨將軍，也不是因為接收工作出了岔子，而是為了一封電報，一封從北京發來的，署名李克農的加急電報。

電報上的字，陳毅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內容簡單得嚇人：“務必尋李靜安，不惜代價！”

李克農是誰？

那是我黨情報工作的“大掌柜”，一輩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主兒。

能讓他用上“務必”和“不惜代價”這八個字，后面還跟著三個扎眼的感嘆號，這個叫“李靜安”的人，分量可想而知。

“給我查！”

陳毅吼聲傳出了辦公室，“把公安局、警備司令部的人都給我叫來！

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把上海掘地三尺，也得把這個人給我找出來！”

命令下去，整個上海的軍管系統都動了起來。

然而，所有人都一頭霧水，“李靜安”是誰？

戶籍檔案里查無此人，投誠的國民黨特務也說沒聽過這號人物。

就在大家大海撈針的時候，誰也沒想到，這個讓中央如此牽掛的人，他的故事，早在十二年前，就已經和這座城市的命運，緊緊地綁在了一起。

這個“李靜安”，只是他的一個代號，他本名叫李白。

1937年，日本人打進上海，繁華的十里洋場成了“孤島”。

李白，一個剛過而立之年的湖南人，帶著一部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微型電臺，逆著逃難的人流，一頭扎進了這座全世界最危險的城市。

他的任務只有一個：在這里，架起一部能直接和延安通上話的“天線”。

那會兒在上海搞地下電臺，跟在閻王爺鼻子底下點燈籠沒啥區別。

日本人的特高課、汪偽的76號，還有國民黨的軍統中統，幾撥人馬都跟瘋狗一樣，滿大街地嗅著可疑的電波信號。

他們有當時最先進的“移動偵測車”，開到哪片區域，車上的指針一跳，就說明附近有電臺。

更絕的是一種笨辦法，叫“分區拉閘”。

特務們會把一個區劃分成幾十個小塊，一塊一塊地拉閘斷電。

只要電閘一拉，電波信號跟著消失，那電臺八成就在這塊區域里。

李白帶來的那臺5瓦的小機器，信號弱得連隔壁幾條街都費勁，更別提穿透大半個中國跟延...安聯系了。

這點功率，日本人那套設備根本偵測不到，但也意味著，他發出的聲音，延安那邊也聽不見。

這難不倒李白，他可是瑞金紅軍通信學校出來的科班高材生，長征路上就是紅五軍團的電臺臺長。

他白天扮成個倒騰舊貨的商人，在福煦路的舊貨市場里轉悠，專收那些破收音機、舊電子管。

晚上回到亭子間，就把這些破爛玩意兒拆開，重新組裝。

沒過多久，幾臺外表看跟普通收音機一模一樣，功率卻高達上百瓦的電臺，就在他手里變戲法似的誕生了。

夜深人靜，當整座城市都睡去時，從上海某個不起眼的閣樓里，一陣陣微弱而堅定的“滴滴答答”聲，就朝著西北的黃土高坡飛了過去。

為了躲避追捕，李白把游擊戰的精髓用到了天上。

他從不在一個地方待太久，今天在靜安寺附近，明天可能就挪到了曹家渡。

他有好幾個備用聯絡點，每次發報時間都極短，發完就拆機走人。

敵人就算偵測到信號，等他們氣勢洶洶地包圍過來，李白早就沒影了。

他還琢磨出一招，故意把電臺功率調到十幾瓦，不大不小，剛好能讓延安收到，又能讓敵人的偵測設備產生誤判，以為是普通的商業電臺信號。

一個人戰斗太危險，組織上派來一位叫裘慧英的女同志，跟他假扮夫妻。

從此，李白的生活里多了一個賢惠的“妻子”，也多了一個最警覺的“哨兵”。

他在樓上發報，裘慧英就在樓下窗口擺弄針線活。

如果街口出現可疑的黃包車，或者有陌生人在附近徘徊，她晾衣服的竹竿就會不小心“掉”下來，或者咳嗽幾聲。

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細節，都是他們倆之間生死的暗號。

日子久了，革命的同志情誼，也慢慢變成了真正的愛情。

刀尖上跳舞，哪有不濕鞋的。

十二年里，李白一共被捕過三次。

第一次是1942年，日本憲兵隊踹開了他的家門。

老虎凳、辣椒水、燒紅的烙鐵，這些東西在他身上都用遍了，李白硬是沒吭一聲。

他咬死自己是個無線電愛好者，跟外地朋友通通消息，做點小買賣。

日本人沒截獲到他的電報內容，拿不到他是“共匪”的鐵證，關了一年，只能把他放了。

出獄時，他已經脫了層皮，但眼神里的光，卻更亮了。

第二次是1945年抗戰勝利后。

國民黨的特務比日本人更難纏。

李白利用關系，進了國民黨機構工作，這讓他能接觸到更核心的情報。

但也因為活動頻繁，被軍統盯上了。

這次被捕，他表現得從容不迫，一口咬定自己是幫“上面”的人做事。

特務們查來查去，反而覺得他是個人才，就把他當成編外人員用了起來。

李白將計就計，利用這層身份，把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一個字不差地發給了西柏坡。

這份情報的價值，后來毛主席評價說，“可抵百萬雄兵”。

最后一次，是1948年12月30日的凌晨。

叛徒的出賣，讓他的位置徹底暴露。

當國民黨特務頭子葉丹秋帶著人撞開房門時，李白正坐在電臺前，向延安發送最后一份情報。

他把妻子和孩子護在身后，鎮定地發完最后一個字符，然后從容地開始銷毀電報底稿。

面對黑洞洞的槍口，他只對妻子說了一句：“天快亮了，以后你要多保重。”

在國民黨南市警察局的監獄里，李白遭受了長達五個月的非人折磨。

敵人用他妻兒的性命威脅，許諾高官厚祿，他只是冷笑。

他能清楚地聽到，城外解放軍的炮聲越來越近。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通過探監的妻子，給組織帶出一張小紙條，上面只有四個字：“永別了，同志們”。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20天，李白和另外十一位同志被秘密押往浦東戚家廟。

在一片荒涼的菜地里，槍聲響起，他們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陳毅市長這邊，經過多方查證，終于從一位幸存的地下黨員口中得知，“李靜安”就是李白，并且已經犧牲。

他立刻下令，無論如何要找到烈士的遺骸。

根據裘慧英提供的線索，調查人員在戚家廟的那片菜地里，挖出了十二具戴著鐐銬的遺骸。

當人們清理李白的遺骸時，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他的大腿骨被打斷，全身骨頭多處碎裂，但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卻依然保持著按壓電鍵的姿勢。

消息傳回北京，李克農在辦公室里獨自坐了一整夜。

一年后，那個親手殺害李白的特務頭子葉丹秋，在蘇州被捕。

公審大會上，數萬群眾高呼，要求嚴懲兇手。

隨著一聲槍響，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得到了應有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