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軍2號人物張作相：秘密支持兒子去解放區，當上八路軍司令

1945年8月15日晚，天津日租界的一幢小樓里燈火通明。收音機里傳出裕仁天皇“終戰詔書”的沙啞聲，張作相合上留聲機外殼，只對身旁的孫子輕聲說了六個字：“日本，終于完了。”語速不快，卻帶著長久壓抑后的舒展。轉身上樓前，老人與家人交代：“收好短波機，外頭別聲張。”這年的張作相六十四歲，早已離開槍馬硝煙，卻仍習慣把一切訊息先藏在心底——當年在奉軍擔任“輔帥”時，他就如此行事。

張作相成長的路徑，與許多清末貧苦子弟相似。1881年，他出生在錦州義縣一戶佃農家。燒荒、踏麥、做短工，日子緊巴。九歲之前，他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只被喊作“大伢”。私塾先生給他取名“作相”，鄉親們笑他“想當宰相”？貧家孩子心里清楚，先得混口飯吃。十一歲那年，父親拿不出束修，他輟學回田，偶爾隨師傅砌墻抹灰。汗水換不來溫飽，求變的念頭悄悄滋長。

甲午戰火波及遼西，鄉鎮頻遭搶掠。十五歲的張作相第一次見識到“刀尖奪食”的殘酷。兩年后，他與堂兄卷入械斗，堂兄被仇家砍死，他自己逃到奉天城，開始四處打雜。泥瓦匠、車把式、腳夫都做過，伙食還是常常斷頓。最難忘的一幕，是他被巡街兵當作乞丐趕下城墻，皮鞭貼背生疼。那一夜，少年在荒野鉆進草垛，捂著破棉襖直打顫：不給自己找條出路，就得一直低頭討生活。

1901年臘月，他與幾名流浪漢結義，充當綠林小股。人少槍舊，隨時可能被“圍剿”，他們決定投靠聲名漸起的土匪頭目張作霖。兩人在山坳相見，一個叫“作霖”，一個“作相”，彼此都愣了片刻。第一次聯合襲營時，張作霖陷入埋伏，張作相帶三十騎逆沖救主，從此在兄弟中排“老八”，頓成生死莫逆。

1903年秋，清政府收編巡防隊，張作霖成了官兵“前路統領”，張作相升為營長。自此，他脫下土匪裝，換上藍呢軍服；身份變了，忠義未改。此后二十多年，他始終繞著一個中心——讓大哥放心。奉天軍務繁雜，誰違令、誰生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有事，他總是拎著酒壺，先喝幾盅，再擺事實講利弊，凡能化解的盡量屋里解決，不把火苗放到營門外。

1916年，張作霖出任奉天督軍兼省長，與湯玉麟齟齬激化。東北局勢一時云詭。張作相挺身而出，暗中調兵穩住城防，公開場合卻只說一句：“我聽大哥號令。”張作霖大受感動，將奉天警備總司令及二十七師師長兩職一并交給他。從此，“二號人物”名副其實。奉軍士兵背地里說，張學良能順風順水，全仗這位“八叔”鋪路。

張作相并非沒有“上位”機會。1921年，黑龍江督軍空缺，張作霖本打算讓他過去坐鎮。張作相一句話推了：“吳俊升去更合適，咱們在奉天得留根。”簡簡單單，把個人升遷讓給舊友，也為奉系捏緊了拳頭。奉軍眾將服氣，把這位“八叔”視為公道的秤砣。

郭松齡反奉兵變后，軍中不少人主張“連根拔起”，張作相卻堅持“留一線生機”。在奉天議事廳，他甚至拍案而起，痛陳“骨肉相殘只利外敵”。兩小時的唇槍舌劍，嗓子都嘶啞。張作霖最終妥協：接受投降，不搞屠殺。若非這番力爭，奉系可能自毀長城。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軍中推舉張作相“攝行東三省保安司令”，連印信和公推書都送到客廳。他卻關起門，回贈親筆信：“必待漢卿歸來。”十三天后，張學良抵奉，三次登門請“八叔”掌帥印。張作相笑著搖頭：“子承父志，道理順，先把滿洲穩住，我在背后幫你。”正因這番推讓，張學良得以順利接班，才有后來的“東北易幟”。

1933年“長城戰役”失利，張學良引咎去職。張作相索性移家天津，掛出“修生養息”招牌。蔣介石派專員四度登門：“東北正缺重臣輔國，老將軍何不再披甲？”張作相敬茶而辭。重慶政府數度電邀，他仍以體弱為由婉拒。屬下勸他何不求個高位安度晚年？他抬手按住茶盞：“東北人，給日本人打得那么慘，哪有閑心做官？”

同一時期，家里卻在醞釀另一場“倒向”。1935年冬，兒子張廷樞從南京回到天津，告知父親：“蔣委員長不抗日，我想去找共產黨干實事。”深夜內室燈光搖晃，父子說了許久。張作相沒給命令，只推開抽屜，取出一只小巧的意大利手槍遞給兒子：“路上護身。別提我是你爹。”這一幕，張家傭人后來提起，仍稱軍閥里少見。

張廷樞本在東北軍里任一一二師師長，對日作戰勇猛。可他看不慣高層“攘外必先安內”的折沖，決意離隊。1936年春，他悄然赴西安找張學良辭別：“日寇不走，我不回。”張學良挽留，他只留下這句硬氣話：“若東北軍真開槍對日，明日就歸隊。”

西安事變后，張廷樞繞道太原，找到周恩來，表達參戰意向。八路軍總部批準成立“第一游擊縱隊”，張廷樞任司令員。毛澤東、朱德在延安會見這位“東北少壯”，稱贊其“有虎氣”。從錦州走出的農家子，終于在抗日最前線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

1938年春，他進入抗大深造，與羅瑞卿、蕭克等成為同窗。課堂之余，他常提起父親的規矩：“行軍打仗，前鋒吃苦，后營吃緊，槍聲一響，腰里要有兩條退路。”這些經驗被學員稱作“奉軍老辣”。

遺憾的是，1940年肺病兇猛，他奉命南下香港療養。臥病期間，他仍關注華北戰事，常讓友人帶來《新華日報》。病榻旁放著那支父親贈槍，槍膛空，卻象征父子間一份默契：不同陣營，同一目標——驅逐侵略者。

1949年7月23日，北京晴熱。張廷樞病逝消息傳到天津，張作相沉默很久。有人擔心老人受不住打擊，他只把花名冊攤開，寫下一行小字：“廷樞，烈士。”隨后再無多言。那年秋，他將兒子和東北戰友的遺像一并裝入木匣，親手封釘。

1951年2月3日，張作相在天津病故，享年七十。整理遺物時，子女在抽屜最底層找到一封未寄出的信，落款1937年，“致廷樞”——“人言軍閥多狡，我只盼你正直，莫損鄉黨名聲。若有一日赤幟高揚，遼河兩岸終得清平。屆時，作相當為老百姓擊鼓吹笙。”

短短數語，把父親的愿望寫得明白，也把東北軍二號人物曲折的一生，凝成了簡單的寄語：刀槍可棄，氣節不可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