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傍晚,云南麻栗坡某哨所的電臺里忽然響起急促的呼叫聲,巡邏分隊長報告:“玉米地里趴著個人,渾身血污,背著五六式步槍。”這條看似尋常的情報,隨即牽動了縣軍分區的神經。因為那年2月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正式打響,3月初大部隊已奉命回撤,邊境仍暗流涌動。誰也不知道,這名蹲伏在玉米稈間的陌生人,是敵是友。
氣溫驟降,山風嗚咽。三名邊防戰士握槍靠近,只見那人衣衫碎裂,硬生生用布條層層纏住臀部,血跡早已干黑。更刺鼻的是腐臭味,連習慣了戰場氣息的巡邏兵都不由皺起眉頭。那人抬頭,眼珠泛白,喉嚨里擠出一串干澀氣音:“我是…中國…軍人。”寥寥七字,卻像錘子落地般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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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叫肖家喜,四川江油人,1959年生。1978年冬,他剛滿十九歲,在鄉里遞上紅紙報名表。趕上新兵營收尾階段,他沒吃上一口團圓飯便背上行囊。三個月后,被分到第50軍149師某營炊事班。臂膀壯,嗓門亮,同年兵都喊他“家喜師傅”。平日里炒菜切肉,一到夜訓卻掂槍比誰都起勁,說到底還是想打仗。
1979年2月初,50軍南下。肖家喜背著鐵鍋跟運輸分隊日夜兼程。2月17日凌晨7時,第一輪火力準備開始,整個高平方向炮聲震塌山石。炊事班按規定守在二線,捧著熱水罐子往前穿梭。他目睹突擊連沖鋒、目睹擔架隊抬回傷員,卻沒有排進進攻序列。這一點令他耿耿于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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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天后,中央軍委下達撤軍命令。部隊返程途中,越南地方武裝和殘余正規軍不斷尾隨騷擾。3月1日晚,149師后勤分隊在老街至河陽間的小道上遭遇伏擊。現場只有兩枝步槍、三百發彈藥,七個炊事兵,外加三輛騾馬車。密集的AK打出了火網,頭車被擊翻。短促拉鋸后,分隊被迫分散突圍。
危急時刻,肖家喜提議“我拖火力”。他抓住其中一支步槍,把僅有的子彈悉數裝入彈匣,再往腰帶里塞兩排散彈,同伴猶豫。肖家喜搖頭:“留得住槍,就能回得去。”說罷朝反方向沖去。不到十分鐘,他臀部被流彈撕穿,血線扯出數米。可他硬是靠意志撐到一處分叉口,故意把鮮血滴向左側小徑,自己則向北潛行。
夜色里,他摸進一座淺洞,用匕首割下棉衣一角止血。氣味很快招來蒼蠅,再生出蛆蟲,他就用木棍挑出死肉。疼得暈過去,醒來又繼續。此后八晝夜,他以雨水、樹皮維生,白天縮洞口,夜里借星光辨方向。不能走就爬,爬不動就滾。凡能攜帶之物,一件未棄,也包括那支已經卡殼的五六式步槍。
有人疑惑:完全可以丟槍輕裝。可在肖家喜心里,槍就是身份,“扔了槍,敵人只當你是逃兵”。從3月1日晚到3月4日下午,他在叢林里行進近四十公里。越過最后一道山梁,玉米地突然出現。那片莊稼讓他確信,腳下已是中國。于是,他再也撐不住,一頭扎進土地里,這才有了邊防巡邏兵的發現。
入院后,軍醫切開傷口,清洗腐肉,足足取出半斤蛆蟲。臀大肌被炸碎,骨頭裸露。整整三個月,他側臥吊腿,疼得汗濕枕巾無數。從昆明軍區總醫院到成都軍區總醫院,專家用鋼板與植皮挽住殘缺肌體。等能拄拐站起來時,已是1979年6月。
同年8月,昆明軍區下發嘉獎令:肖家喜榮立一等功。文件送到病房,他倚著床頭不作聲,只問護士:“149師還缺炊事員嗎?”沒人料到,這位功臣歸隊后依舊當廚,三年間熬過上千鍋米飯。1982年,他轉任連隊副班長,后考軍校,畢業分到成都軍區裝甲團。1996年升任副旅長,軍齡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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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上將1980年初視察西南前線,到成都療養院看望負傷官兵。見到瘦得脫形的肖家喜,上將問:“還能跑嗎?”肖家喜咧嘴:“打著石膏也能跑。”王震哈哈大笑,拍桌贊“好小子,有種”。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終謝絕單獨宣傳。“戰斗英雄一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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