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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昭確實沒殺。
1
據《三國志》記載,公元260年,曹髦對司馬昭專權已經忍無可忍,決意拼死一搏,他率領宮廷侍衛和仆從數百人沖出皇宮,準備殺到司馬府誅殺司馬昭。
他誅殺司馬昭的計劃提前泄露,司馬昭派了兩撥人去阻攔曹髦。
第一撥是司馬昭的弟弟司馬伷,司馬伷率人和曹髦相遇,被曹髦斥責后就調頭逃跑。
第二波是司馬昭的心腹中護軍賈充,賈充可不是司馬伷,他的人和曹髦的人廝殺在了一起,曹髦仗著是皇帝身份,沒有人敢傷他。
就在僵持的關頭,莽夫太子舍人成濟站出來問賈充該怎么辦,賈充正犯愁呢,看到成濟來問,就慫恿成濟道:“司馬公養你們正是為了今日,還問什么!”
成濟聽完后,就持戈上前,一戈把曹髦捅死。
注意,陳壽在《三國志》中并沒有記載是賈充授意成濟殺死曹髦,是成濟自己認為賈充是要他殺了曹髦。
賈充沒直說,那他就有多種意思,成濟把曹髦活捉是不是也符合賈充的“還問什么”。
但成濟是個直腸子,他只認為賈充讓他把曹髦給殺了。
在《漢晉春秋》中的記載和《三國志》中的記載不一樣,成濟問賈充要活的還是死的,賈充明確回答要死的。
估計《漢晉春秋》的記載更符合歷史真實,陳壽受限于當朝的壓力,《三國志》中就沒有寫這句話。
總之,曹髦是被成濟當街弒殺,沒有記載是司馬昭授意。
曹髦死后,司馬昭大驚失色,伏尸痛哭,哭完之后就把成濟三族給滅了。
司馬昭這樣做就洗脫了他授權殺曹髦的嫌疑,起碼在正史記載中是這樣的。
2
《晉書》成書于唐代,是唐太宗下令修訂的,由宰相房玄齡負責修訂。
既然是官修史書,那就得秉著“不隱惡,不虛美”的原則,“實事求是”。
而這段史實在《三國志》《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中的記載都大差不差,《晉書》編寫必然要采納《三國志》等史書的記載。
所以在《晉書》中自然也不會寫司馬昭弒君,寫的也只會是成濟弒君。
至于司馬昭到底有沒有授意賈充和成濟弒君,《晉書》不能做此猜測。
官方修史只會如實記錄,不會像寫論文一樣,去尋找證據推論。
房玄齡在修訂這段史實時,不做價值判斷,只是如實照搬《三國志》的記載。
如果房玄齡夾帶私貨,將成濟弒君改為司馬昭弒君,或者說成濟弒君是司馬昭授意,估計也不會得到唐太宗的認可。
你今天敢夾帶私貨,明天就敢抹黑我,作為一個帝王,決不允許臣子有這么多主觀意見。
官修史書有很多限制,對于前代或前幾代史書,如果對本朝沒有什么忌諱,那基本上還是要如實記錄。如果對本朝有忌諱,那才會刪減、摸黑或美化。
晉朝和唐朝隔了好幾代,沒有利害關系,房玄齡自然沒有必要去摸黑司馬昭。
3
《三國志》和《晉書》這些官方史書不寫司馬昭弒君,不代表司馬昭真的沒有弒君。
對于歷史上發生的事情,都會有歷史公論。
成濟是司馬昭的手下,賈充是司馬昭的心腹,他倆也是奉命去攔截曹髦,不管他有沒有下令讓賈充成濟殺曹髦,曹髦之死與司馬昭脫不了關系。
在世人眼中,成濟弒君等同于司馬昭弒君,司馬昭殺成濟三族來洗白自己,根本就沒有效果。
哪怕是官修史書中都沒有記載司馬昭弒君,但公道自在人心,這就是歷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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