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李宗仁兒子李幼鄰加入美國國籍，有兩點原因

1950年初冬，紐約第五大道的風刮得人睜不開眼。人行道盡頭，一位三十出頭、衣著樸素的華人男子獨自拎著公文包匆匆穿過車流，他就是李幼鄰。那年他已在海外漂泊十三載，手頭只剩一張回程車票與幾本賬簿，這與廣西桂林老宅里父親的顯赫身影形成了刺眼的對比。

追溯到1919年，李幼鄰兩歲時被母親李秀文抱上駛往廣東的破船，船舷外浪花翻涌，船艙里母親輕聲念叨：“等見了你爹，一切都會好。”然而軍旅生涯的李宗仁很少有閑暇顧家，家里的擔子全部落在妻子肩頭。李秀文習慣了顛沛，也習慣了獨自撫養孩子。

1937年盧溝橋槍聲驟起，李宗仁把十七歲的兒子送往加州大學，臨別前拍著他的肩說：“專心讀書，別學我打仗。”短短一句，道盡兩代人的選擇差異。李幼鄰牢記父親的叮囑，鉆進經濟學課堂，下課后去唐人街餐館打零工，認真得像一臺舊式算盤。

1947年春，他帶妻女回到上海。海關大廳里，四只大鐵箱被翻得丁零當啷。朋友好心提醒：“報上你父親的名字，他們不敢為難。”李幼鄰搖頭：“清白通關，比什么招牌都硬。”這一幕，成為他拒絕依賴家世的明證。當天傍晚，他拎著沉重行李穿過南市區弄堂，汗水浸濕衣襟，卻沒有一句抱怨。

可惜歸國之旅僅持續數月，隨著局勢再度緊張，他舉家遷往香港。1949年，李宗仁自巴黎轉赴紐約，暫居曼哈頓上西區。父子重逢那晚，燈光昏黃，李宗仁感慨：“天下之大，竟無我立錐之地。”這句話像石子落水，在李幼鄰心中激起久久不散的波紋。

接下來的幾年，李宗仁靠舊日廣西朋友寄來的匯票度日，時而還要向朋友借貸。郭德潔炒股賺來的零散利潤，也遠不能維持開銷；每月房租、水電、看病、藥費，都像催債鐘聲一樣敲打著全家人的神經。為了讓父親母親有起碼的生活，李幼鄰白天在出口公司跑業務，晚上到“長城”中餐館洗盤子，常常凌晨兩點才摸黑回到租住的公寓。

1952年底，他把母親接來美國做了心臟檢查，卻發現僅憑長期簽證無法長久陪伴。美國移民法當時規定，直系親屬若無美國籍擔保，停留期限極短。李秀文守在醫院長廊里，輕聲問：“是不是我該回桂林？”李幼鄰沉默許久，回答只有兩個字：“等等。”

1954年4月，移民事務律所的等候區內，案卷堆得像小山。受理員抬頭詢問：“入籍動機？”李幼鄰只簡短說明兩點：其一，父親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需要子女穩定照料；其二，唯有取得美國身份，方能為母親申請永久居留。短短兩句，卻是他經過多夜權衡的無奈決定。儀式結束后，他對好友低聲自嘲：“換一本護照，抹不掉我的桂林口音。”

拿到歸化紙后，他先替母親提交移民申請，隨后把手中僅有的積蓄分成三份：一份支付李宗仁的醫藥費，一份寄往香港幫助岳母安頓生活，剩下的投入一家合伙餐館。當時唐人街餐飲生意水漲船高，他在后廚剁排骨、洗生菜，忙得連午飯都靠剩菜果腹。有意思的是，不少顧客根本想不到，眼前這位滿手油污的伙計，竟是昔日桂系領袖的獨子。

餐館火爆了一陣，很快因為廚師罷工、人手混亂導致口碑滑坡，連續虧損三個月后合伙人相繼退股，李幼鄰只好自己關門。那天夜里，他獨自站在空蕩的店堂前，霓虹燈映出滿地餐具碎片，心底涌起的并非悲傷，而是一種說不清的釋然。

1965年，李宗仁結束十六年海外漂泊，準備回到大陸。臨行前，李幼鄰塞給父親一疊一美元現金，共計一萬三千。李宗仁推辭不得，只說：“家里不能再拖累你。”短暫對話以后，父子在機場門口默默擁抱，誰也沒有回頭張望。

往后二十余年，李幼鄰每隔一兩年返回桂林探望母親。村口榕樹下，老人笑著用桂林話喊他的小名，他總要先回一句“媽，我回來了”才跨進家門。1973年母親回國定居，他更是每次都在床前陪讀家信，聊四海見聞，直到她百歲高齡離世。

在漫長的海外歲月里，他未曾出版回憶錄，也極少在公共場合提及父親過去的功名。他說過一句話：“我愿意被人忘記，因為那樣才能真正做自己。”1988年初秋，一紙訃告悄然從洛杉磯寄往桂林，寫明李幼鄰因心臟病在家中離世，終年六十八歲。當地報紙只給了三行小字，再無其他文字鋪陳，如同他一生力求平淡的注腳。

幾十年的顛簸讓這位“副總統之子”嘗盡紅塵冷暖，也讓旁觀者明白：頭頂光環不等于一生順遂；在巨變年代里，個人選擇常常被命運的長風推著走。1954年那紙歸化證明，看似割裂，實則只是他為了親情和生計做出的最現實抉擇——沒有豪言，卻有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