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丁盛到北京后，給聶帥寫了封信請求：把我的關系轉到廣州吧

1990年初春，北京三月。晨霧未散，丁盛拖著并不靈活的左腿走出招待所，袖口里揣著一封寫了又改的信，他知道今天得把信交給聶榮臻。信紙不厚，卻壓得他肩膀發沉。

他原想直接登門，卻被工作人員婉言勸回——老帥身體不好，最好先寫報告。丁盛點頭應下，轉身時輕輕嘟囔：“那就寫。”一句隨口的話，卻決定了他此后數月的命運。

信里開頭寫得直白：自己七十六歲，心臟不好，南方濕潤，廣州又有熟悉的部隊，懇請組織把人事關系轉回去。末尾還特別備注一句，廣州軍區干休所房子擁擠也能住，“只求離戰友近一點”。

寫這封信前，他已在北京來回跑了三個多月。中央辦公廳、總政老干局、解放軍醫院，處處留有他遞材料的記錄，卻沒有明確答復。北京天氣轉涼，舊年負傷的膝蓋隱隱作痛，他開始懷念珠江邊的暖濕空氣。

想到廣州，思緒忍不住飄回二十多年前。1968年，他接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時才五十五歲，正是精力最旺盛的階段。那年珠三角局勢復雜，他一面調兵安流，一面和地方干部商量復工復產，大半夜還在地圖前圈圈點點，嗓子喊啞好幾回。軍區里流傳一句玩笑：“丁老爺子睡不著，全軍陪著加班。”

丁盛對廣州的感情更早。1944年春，他從延安赴前線，隨后一路南下，經冀熱遼、東野，最終在廣州登上勝利閱兵臺。城市炮火初歇，街頭仍彌漫焦煳味，他卻在臺上兀自筆挺。有人問他累不累，他回一句：“打了這么多年仗，這點太陽不算事。”

1984年，事情急轉直下。因歷史遺留問題，他被安排到南昌干休所，每月150元生活費，不得帶子女。第一次見那棟老舊小樓，他臉上沒表情，只淡淡說一句：“住吧。”可當夜翻身時牽動胸口舊傷，還是悶哼了一聲。兩個月后突發心臟病倒在醫院門口，才讓外界察覺這位昔日名將的處境。

南昌養病期間，他給組織連續打了三次電報；電報用詞客氣，卻句句透著倔強——不是要待遇，而是求一個說法。組織派人來談話，兩位干部看過他的病歷后，悄悄對護士說：“老人太硬氣，得多留意。”

1987至1989年，丁盛先后輾轉南京、深圳、柳州等地。每到一處，總有老部下來接。上車下車，老人總把手按在帽檐，像舊日檢閱部隊。有人遞錢給他，他往往推回去：“賬算得清，情算不清。”

89年冬天，他在深圳女兒家住了半個月。那次，他第一次說出轉回廣州的念頭。原因很簡單：南方氣候合適，且“老部隊還記得我”。子女本想反駁，又聽見他猛地咳了兩聲，只能點頭。

于是就有了1990年春的北上申訴。聶榮臻收到信后，非常重視，親筆批了一張條子交秘書送去相關部門。秘書回頭安慰丁盛：“報告收下了，老帥說一定想辦法。”丁盛笑笑，只回一句：“謝謝，麻煩了。”那天夜里，他把隨身小包枕在頭下，竟難得睡了個整覺。

日子一天天過去，批件卻沒動靜。秋意漸濃，他發現早晨出門時需加一件舊軍大衣。去信房打聽，對方小聲告訴他，材料正在會簽，耐心等等。丁盛沒吭聲，拐著彎出了門，腦中忽閃出一句話：等過冬就回南方。

朋友見他臉色不好，勸他去天津散散心。天津城里駐著不少老戰友，聽說他要來，紛紛打電話商量接待。原武漢軍區政委蕭思明把自家舊車借給他，鑰匙遞過去時笑道：“油箱滿的，放心開。”丁盛抬手敬了個禮，半天說不出話。

天津之行半個月，他逛了金湯橋、民權門，都是當年戰斗過的地方。站在橋頭，他低頭摸了摸欄桿：“那場仗打得狠，兄弟們沒白流血。”同行的后輩聽得發怔，不知該接什么。

回北京途中，氣溫驟降，他身上只一件薄呢大衣。列車停靠德州時，一位乘務員把自己的棉披肩披在他肩頭。丁盛摸摸布料，抿嘴一笑，眼里卻含了水汽。

終于在11月底，組織部門口頭通知：同意他轉回廣州軍區直屬干休所，級別副師，待遇每月550元，春節前可辦完手續。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刻意提高嗓門，怕老人聽不清。丁盛握著話筒，沉默好久，只說一句：“知道了，謝謝。”放下話筒，他把那封寫滿批注的信折得整整齊齊，放進舊皮包底層。

1991年正月，他和夫人抵達廣州。干休所新樓雖不豪華，卻窗大光足。辦完入住，他拍拍陽臺欄桿，望著遠處大學城的暮色，說了句：“這里挺好，暖和。”那天夜里，他讓夫人去休息，自己坐在桌前，把那封寫給聶帥的信翻出來，又小心疊好，移進抽屜深處。

此后幾年，他偶爾外出，總提著舊竹籃買菜。街坊叫聲“丁司令”，他總擺手：“都過去的事，喊老丁。”1999年仲秋，86歲的他因病離世，身旁那只抽屜仍整整齊齊躺著一封字跡遒勁的信，信封背面貼著那年春天的郵戳——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