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紅色電影“技術根基”，《紅色電影錄音機》新書首發，聽聽電影人與專家學者怎么說

12月30日下午，“海上電影沙龍”之《紅色電影錄音機》新書分享會在徐家匯公園內的《義勇軍進行曲》灌制地紀念館（百代小樓）舉行。這場由上海電影家協會、徐匯區文化和旅游局、上海戲劇學院研究生部聯合主辦的文化活動，以“紅色技術與藝術的雙重覺醒”為核心，匯聚了影二代代表、影視研究者及“建筑可閱讀”志愿講解員等嘉賓，在中國電影120周年、《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灌制90周年的重要節點，共同解鎖這部跨媒介紅色紀實作品的獨特價值。

《義勇軍進行曲》灌制地紀念館（百代小樓）
“海上電影沙龍”之《紅色電影錄音機》新書分享會（新聞晨報12月30日下午拍攝）

《紅色電影錄音機》是國家一級導演、上海戲劇學院博士崔軼的新作，該書以1930年代左翼電影運動為歷史底色，以司徒慧敏等先驅發明“三友式”電影錄音機的技術突破為主線，串聯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左翼電影小組秘密籌建電通電影公司的壯闊歷程。

《紅色電影錄音機》新書

不同于傳統歷史敘事，該書首次將視角聚焦于紅色電影的“技術根基”——在錄音設備被國外壟斷的年代，司徒慧敏團隊自主研發的“三友式”錄音機，不僅打破了技術封鎖，更讓《桃李劫》《風云兒女》《自由神》《都市風光》等經典影片實現了“聲畫同步”的藝術突破，為《義勇軍進行曲》的灌制提供了關鍵技術支撐。作品通過細膩筆觸刻畫了夏衍、聶耳、田漢等文藝先驅的群像，既還原了他們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創作的驚險細節，也展現了左翼電影人“以膠片為武器，以聲音為號角”的救國情懷，完整呈現了紅色電影從技術自立到文化自信、從藝術探索到思想啟蒙的演進脈絡。

上海電影節協會主席、導演鄭大圣開場

新書分享會上，上海電影節協會主席、導演鄭大圣開場并為大家介紹了此次新書分享活動的緣起。在紀念中國電影誕辰120周年之際，在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誕生105周年之時，選擇在《義勇軍進行曲》灌制地紀念館這一與新書內容非常契合的歷史紀念地，讓中國電影人自主研發的、令中國電影發出更好聲音的“紅色電影錄音機”回到歷史珍藏，非常有意義。

鄭大圣表示，讀此書讓他很受觸動和啟發。新書結合了電影史考據的認真態度，結合了作者作為電影導演的虛構寫作，注入了作者個人的切身感受，采用了復合文體、復合敘事這種具有當代感的后現代文本寫作方式，通過講述“紅色錄音機”的研發過程，延伸出關于電影史、左翼運動、文化史以及上海城市肌理的不同角度的折射。這部書填補了左翼電影技術史的敘事空白，讓我們看到了紅色電影的‘硬核實力’——技術自立是文化自信的前提，這一點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啟示。像“三友式”錄音機這樣的電影設備、器材的改變，無疑會對電影題材、態度、價值取向、特別是電影語言帶來的改變，這對于思考當下電影也很有啟發性，希望本書能引導大家從新的角度看待這段似已耳熟能詳，但仍有不少寶藏待發掘的歷史。

徐匯區文化和旅游局黨組書記、局長伍彥心致辭

徐匯區文化和旅游局黨組書記、局長伍彥心在致辭中回顧了《義勇軍進行曲》灌制地紀念館這幢百年建筑如何一路走來，在空間上升級變化，成為現在能夠真正全面向公眾呈現的公共空間。她特別提到，《紅色電影錄音機》新書分享在這個空間舉辦，包含了三種有趣的“相遇”：一是聲音技術的相遇，“百代小樓”是中國百年唱片工業，尤其是紅色電影唱片錄制、生產與傳播的核心陣地。崔軼的這本新書又進一步深入歷史細節，講述當年參與《義勇軍進行曲》首次錄音的司徒慧敏先生成功研制“三友式”電影光學錄音機，兩種聲音技術在百代小樓交匯，共同筑起了民族的“聲音堡壘”。 二是歷史文脈的相遇，新書以學術的視角，敏銳地抓住了一根連接“聲”與“影”的紐帶。徐匯也以另一種方式，來打撈和詮釋這份寶貴的“聲”“影”歷史記憶。三是紅色精神的相遇，徐匯歷史悠久，底蘊深厚，是上海紅色文化的重要承載地。新書啟示我們，紅色文脈的保護傳揚，在于堅守其魂，更在于創新其形，它為徐匯“紅色文化+”在當代的創新性表達與創造性轉化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座、鮮活的內容元素與前瞻的理論視角。百代小樓作為《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地，與書中的紅色電影史一脈相承，未來將依托“建筑可閱讀”項目，讓更多人通過這類作品讀懂上海的紅色文化基因。

新書捐贈環節，崔軼向徐匯區圖書館等單位捐贈新書

作為新書作者，導演崔軼圍繞“技術與信仰的雙重堅守”主題展開分享，揭秘了創作背后的史料挖掘過程。“為還原‘三友式’錄音機的研發細節，我走訪了多地檔案館，查閱了司徒慧敏先生的手稿與電通公司的原始檔案，更在百代小樓實地溯源《義勇軍進行曲》的灌制場景。希望通過這本書，讓讀者看到紅色電影不僅有激昂的口號，更有扎實的技術支撐和熾熱的理想主義。”崔軼告訴大家。

在新書捐贈環節中，崔軼向徐匯區圖書館、上海戲劇學院、尚世五岸等單位捐贈了新書，為紅色文化的收藏與傳播添磚加瓦。

李濤（左1）與李亦中、鄭大里、陳介安三位“影二代”

新書發布會的交流環節氣氛熱烈。作為崔軼的博士生導師，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李濤不僅為《紅色電影錄音機》作序，還受邀擔任本場活動分享交流環節的主持人，與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李亦中、著名導演鄭君里之子鄭大里、著名演員陳述之子陳介安三位“影二代”以及上影導演朱楓、華師大教授沈嘉熠、同濟大學副教授湯惟杰三位電影專家學者展開深度對話。

李濤（左1）與朱楓、湯惟杰、沈嘉熠三位電影專家學者

三位“影二代”講述了過去在百代小樓發生過的有趣經歷，以及他們的父輩在工作期間與紅色電影產生的交集軼事，引發在場觀眾的強烈興趣。李亦中教授盛贊了本書的跨媒介特色，作品既是歷史紀實，也是電影劇本的雛形，為紅色題材的影視改編提供了豐富可能。三位專家學者都對本書的學術價值給予肯定，朱楓導演認為，作者崔軼是一位學者型導演,有很強的理論自覺,至今已經拍攝了許多作品并出版了多本書籍。有些書都是他在艱苦環境中完成的成果。我們都知道拍戲非常辛苦，每天拍攝結束之后，他都會做札記和筆記，自覺積累資料。崔軼導演很重情，他是司徒兆敦（司徒慧敏之子）老師的學生，以此書表達對師長的紀念和尊敬。司徒慧敏等前輩共同發明了紅色錄音機，這在中國電影史上無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是一個偉大的里程碑。而如今電影正在發生深刻改變，也許“手工電影”已進入最后的燦爛時期，此時有這樣的著作回顧我們走過的道路，具有深刻的意義和價值。談到書籍本身，他認為非常獨特，將電影札記和劇本整合在一起，有如電影“蒙太奇”，傳達的感覺和意義立體而非平面，是一個非常棒的設計。

湯惟杰和沈嘉熠也結合各自的研究領域和研學經歷分享了對新書的理解和認可，期待作品能夠早日視覺化或者電影化。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作為一部跨媒介創新之作，《紅色電影錄音機》的藝術表達極具突破性。作者崔軼融合小說的敘事張力、電影劇本的場景質感、創作札記的紀實溫度，將史料考證與文學想象有機結合，既保證了歷史的真實性，又增強了閱讀的沉浸感。這種“多文體交織”的創作方式，不僅是對紅色題材表達邊界的拓展，更是當下跨媒介融合趨勢下，紅色IP衍生開發的一次成功探索——讓嚴肅的歷史題材通過更具感染力的文學形式，走進年輕讀者群體，實現紅色文化的當代轉譯。

與會嘉賓合影

此次活動的舉辦地百代公司舊址，不僅是中國唱片業的發源地，更是紅色音樂與電影的重要地標——90年前，《義勇軍進行曲》在此灌制，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號角；如今，《紅色電影錄音機》在此首發，讓紅色電影的技術史與精神史在此交匯。活動現場，結合老照片設計的電子背景板與易拉寶，將1930年代的電影場景與當代分享會氛圍融為一體，讓嘉賓仿佛穿越時空，沉浸式感受紅色電影的發展脈絡。

位于徐家匯公園內的百代小樓

2025年恰逢中國電影120周年，2026年將迎來建黨105周年與百代小樓建成105周年，多重歷史節點的疊加，讓《紅色電影錄音機》的發布更具時代意義。作為上海電影家協會“海上電影沙龍”系列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書的出版與分享會，既是對紅色電影先驅的致敬，也是對上海“電影之城”歷史底蘊的挖掘與傳承。書中所彰顯的“自主創新、堅守信仰、以文化人”的精神，不僅是左翼電影運動的寶貴財富，更為當下文藝創作提供了深刻啟示——紅色題材的生命力，在于真實的歷史內核與創新的表達形式，唯有讓歷史活起來、讓精神傳下去，才能讓紅色文化在新時代煥發出持久魅力。

此次新書分享會的成功舉辦，搭建了作者、讀者、評者面對面交流的平臺，讓紅色電影史通過書籍與活動實現雙重傳播。未來，隨著《紅色電影錄音機》的廣泛傳播，相信將有更多人了解左翼電影背后的技術堅守與理想之光，讓紅色基因在文化傳承中生生不息，為中國電影的高質量發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動力。

內容簡介：193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電影小組秘密籌建電通電影公司，拍攝《桃李劫》《風云兒女》等經典影片的歷史已是大眾耳熟能詳的故事了。本書以司徒慧敏等人發明“三友式”電影錄音機為視角，勾連起這段波瀾壯闊的歲月往事。作者運用小說、電影劇本、電影創作札記等文學載體表現重大主題，既是當下跨媒介融合的創新表達實踐，也是紅色IP衍生的探索與嘗試。
《紅色電影錄音機》（崔軼 著、華文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