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電影錄音機》新書分享會亮相百代小樓，講述中國電影如何“發聲”

“海上電影沙龍”之《紅色電影錄音機》新書分享會12月30日在《義勇軍進行曲》灌制地紀念館（百代小樓）舉行。該書由一級導演、上海戲劇學院戲劇與影視專業博士崔軼創作，以司徒慧敏等人發明“三友式”電影錄音機為視角，勾連起這段波瀾壯闊的歲月往事。

《紅色電影錄音機》是一部紀實小說，以三友式錄音機的研制與使用為主線，串聯起左翼電影運動從技術突破到藝術創作的全過程。作品聚焦黨的電影小組的奮斗歷程，詳細記述了電通公司的創立與發展，以及經典影片《桃李劫》《風云兒女》《自由神》《都市風光》等的幕后創作故事，并揭示了《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背景。該書通過刻畫司徒慧敏、夏衍、聶耳、田漢等電影與文藝先驅的形象，展現了他們在喚醒民眾、宣傳抗日中的卓越貢獻。同時，作品深入剖析左翼電影如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技術自立走向文化自信，從藝術探索走向思想啟蒙，最終成為民族救亡運動中不可忽視的文化力量。

作者崔軼

作者崔軼本科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他的導師為電影教育家、電影藝術家司徒兆敦。兩年前，崔軼與導演鄭大圣一起拍攝舞劇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間有一段精彩的《漁光曲》片段，“我由此想到了恩師司徒兆敦，他的父親司徒慧敏當年研制三友式錄音機，用來錄制的第一部有聲電影就是《漁光曲》。”畢業時，司徒兆敦囑托崔軼代自己去上海看兩個地方，一個是位于斜土路上的電通公司舊址，另一個地方就是百代小樓。

拍攝舞劇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時，崔軼與司徒兆敦重新建立起聯系，約好去北京做后期時探望，沒想到司徒兆敦于2023年去世，留下巨大的遺憾，也成了他創作這本書的動力。“司徒老師去世的時候，我非常難受，一直在想能用什么樣的方式來紀念他，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感受他的精神，使其能在今天的上海電影之城有所延續。”

崔軼介紹，去年他開始動筆寫作《紅色電影錄音機》，在研究資料時發現，當年司徒慧敏研發錄音機，正是百年前民族電影工業遭遇技術“卡脖子”的時期。“當時，所有的電影錄音機都是美國貨或者是德國貨，中國人沒有自己的錄音機，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邀請美國錄音技師來拍片，付出的月薪是中國人的近20倍。”

現場照片

現場照片

為了破解電影錄音機的秘密，邵醉翁帶著司徒慧敏等人“夜探美國有聲電影錄音機”，沒想到被發現和羞辱，三人含著眼淚憤然離開現場，司徒慧敏從此立下誓言，一定要研制中國自己的電影錄音機，不再受制于人。

小說就是在這一關鍵場景的還原中開篇。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李濤認為，該書通過司徒兆敦的回憶與歷史文獻的互證，極大地增強了敘事的戲劇張力和歷史真實感。“無論是司徒慧敏等人夜探美國有聲電影錄音機的驚險場面，還是《義勇軍進行曲》在艱難環境中誕生的感人過程，都極具戲劇張力，讀來令人心潮澎湃。”

當天，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鄭大圣、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李亦中、著名導演鄭君里之子鄭大里、著名演員陳述之子陳介安、上海電影評論學會原會長朱楓、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沈嘉熠、同濟大學副教授湯惟杰等出席分享會。與會學者認為，作者運用小說、電影劇本、電影創作札記等文學載體表現重大主題，既是當下跨媒介融合的創新表達實踐，也是紅色IP衍生的探索與嘗試。

原標題：《《紅色電影錄音機》新書分享會亮相百代小樓，講述中國電影如何“發聲”》

欄目主編：施晨露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鐘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