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黔軍師長被紅軍抄家，搜出來的財產令人難以置信

1935年1月7日的凌晨時分，紅一軍團的先頭部隊進入了遵義。在那個時候柏輝章才剛剛帶著家眷匆忙逃走還不到兩個小時。柏輝章是黔軍第2師的師長，他在遵義最為繁華的子尹路建造了私人住宅。此時私宅的灶臺上還溫熱著沒有喝完的普洱茶。戰士們推開柏公館的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并不是西洋彩玻璃窗，而是半間廂房里堆滿的黔北煙土。之后進行清點，發現有兩百多擔，這些煙土足夠全師的傷員使用大半年。

說來有些諷刺。這座后來成為遵義會議會址的二層小樓，原本是柏輝章用來炫耀權勢的地方。在1932年的時候，他花費三萬大洋修建公館，并且還特意從上海運來彩玻璃來裝飾門窗。可是沒有想到最后這里變成了紅軍的戰略決策中心。更為具有戲劇性的是，在一個月之前柏輝章的部隊在烏江防線被紅軍打敗的時候，他首先轉移的是煙土和銀元，卻把滿屋子的軍糧留給了追擊的人。

我認為紅軍在柏家發現的財產清單是很直觀的。后勤部門的登記冊上寫著：有七箱銀元大約有七千枚。還有三十捆貴州銀行的鈔票。有五百套軍用棉服。庫房里堆放著兩千擔稻谷。同期遵義城外餓殍最為嚴重的龍坑鎮，全鎮的存糧不過百擔。這樣的懸殊對比，印證了毛澤民當時的報告：黔軍團長以上的軍官，九成同時兼營煙土和高利貸。

但真正能夠體現紅軍紀律的是財產的處置方式。林伯渠所領導的沒收委員會將煙土分成了三份，一份秘密地進行變賣來購買藥物，一份予以銷毀來表明相應的態度，留存一小部分用來進行鎮痛醫用。銀元則被用來緊急地采購食鹽。當時貴州地區的鹽價出現了暴漲的情況，一斗米可以換取一兩鹽。紅軍在新城廣場設立了銷售點來平價銷售食鹽，并且還規定只收取蘇維埃紙幣。這樣的操作看起來好像是吃了虧，但是卻迅速地建立起了貨幣的信用。等到紅軍撤離的時候，百姓們爭著用銀元來兌換紅軍票，只是為了留下一個紀念。

柏輝章在貴陽求援的時候聽到了抄家的消息。他原本以為紅軍會像以往的軍閥一樣把東西搶光，沒有想到對方竟然組織群眾大會公開分產。讓他更加窩火的是自己的書房成了政治局會議的地方，臥室變成了周恩來的辦公室。這位師長戰后回去收房子，對著墻上寫著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標語非常生氣，但是有些更重要的東西是抹不掉的。紅軍用他家的糧倉救濟貧農之后，當地的百姓開始把柏公館稱作紅軍樓。

要留意物資流轉之后的狀況。紅軍拿走柏家庫存的洋鎬、帳篷繩的時候，或許沒有預料到這些器材在強渡大渡河的時候能夠發揮作用。留下的那部分煙土的銷毀現場，之后變成了遵義兒童團操練的場地。這種時空交錯所帶來的影響，也許比單純的補充給養更具有意義。如同曾經住在柏公館的康克清回憶的那樣：打開窗戶能夠看到小槐樹，樹梢上懸掛著的不是枯葉，而是窮人家孩子剛剛晾曬的布鞋。

這么一看，抄家事件當中最具價值的遺產或許是制度方面的創新。紅軍在遵義首次試行《沒收征發條例》，該條例規定繳獲物品的分配需要經過士兵委員會的監督，這個流程之后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里有關經濟方面的內容。而柏家購買銀元所換取的食鹽，卻意外地打破了當地鹽商的壟斷。等到紅軍北上之后，遵義竟然出現了集體所有制性質的鹽號。

或許可以這樣來進行總結：柏輝章公館里的財產，如同能夠折射時代的一面多棱鏡。它照出了舊軍閥的腐化，又映照出了新政權的清明。它曾經喂飽過饑餓的軍隊，還滋養了制度的幼苗。在1964年毛澤東給會址題匾的時候，當年分到柏家棉衣的農民，正帶著孫子在槐樹下聽講解員講述歷史。這樣的一種輪回，比任何賬本都更為完整地記錄著財產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