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孩子讀《木蘭辭》,不小心發現作者隱藏在文字之下的微妙用心;探訪秦宮古跡,偏偏腦洞大開,揣摩起荊軻刺秦的心理細節;聽到女子屬羊不吉利的封建迷信,憤而拍案,不惜花大量筆墨追根溯流,只求一個正本清源;甚至在牙疼難忍時,也要考證幾段古人牙疼的記錄,來轉移注意力……馬伯庸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一直保持著一種“無用而松弛”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欠缺規劃,興起即寫,興盡則停;也沒有目的,寫成文字后隨手發在網上。如果一定要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希望與大家分享對這個世界的觀察與思考,并且要快樂地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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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零星閃爍的思維碎片,勾勒出了他如同孩子一樣的好奇心的軌跡。馬伯庸全新歷史隨筆集《歷史中的大與小》已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聯合出版最新上市。這是馬伯庸繼《顯微鏡下的大明》之后,時隔七年推出的又一部歷史隨筆集。全書共收錄14篇風格各異的隨筆與1個電影文學腳本,延續了馬伯庸“小中見大”的敘述風格,裝幀采用便攜小開本雙封設計。
歷史,在好奇心點燃的細節中顯影
如何享受探尋歷史的樂趣?馬伯庸的回答始終如一:保持好奇,深入挖掘。
在新書前言中,他分享了一次典型的“好奇心行動”:一次途經南京時,導航上“朱家山河”這個地名瞬間觸發聯想——是明代朱氏王朝的隱秘工程?一番查證后卻發現,它只是“朱家山”與“河”的普通組合。然而好奇心并未就此熄滅。他注意到河道走向“不太自然”,繼續追尋,竟揭開一個跨越410年的漫長故事:這條僅18公里的小河,從明成化十年(1474年)開修,直到清光緒十年(1884年)才由吳長慶、左宗棠、張謇等人接力貫通。數百年來,官員更迭、貪腐推諉、工程屢次爛尾……一條小河,映照出明清官場的生態變遷。
這次探訪,成為全書的絕佳注腳——歷史真正的魅力,往往不在宏大的結論里,而在未被輕易察覺的小細節處。這也是馬伯庸倡導的“讀歷史姿勢”。
一塊曹操家族墓里發現的刻有“倉天乃死”的漢磚,其不同于正式銘文的涂鴉式劃刻痕跡,以及與黃巾起義“蒼天已死”相似的語句,激發了馬伯庸的好奇心,勾連起東漢末年底層民眾的痛苦呻吟,王朝覆滅的原因也許就是無數“匹夫之怒”的積累,直到爆發;另一塊西晉墓葬里“晉平吳,天下太平”的銘文磚上的“江乘”地名也吸引了他的目光,這個地方命名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 年),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年)孫權取消建制后消失,如果這位朱姓燒磚人身份認同是江乘人,初略估計刻磚時至少70歲了,也就是說從出生即身處戰亂的他終于盼來了天下一統、戰爭結束。磚石沉默,卻成為解讀時代情緒的密碼。他由此寫下了《拍向亂世的兩塊磚頭》。
在這本書中,無論是探究諸葛亮為何選擇歸葬定軍山,還是還原刺秦中秦舞陽上殿前突然慫了的心路歷程,他始終在打撈那些被宏大敘事淹沒的細微瞬間。
歷史的趣味,不在于記住多少定論,而在于保持好奇,親手撥開時光的塵土,在故事的縫隙間,偶遇驚人的真相,并享受發現本身純粹的快樂。
帶著好奇讀古文,發現新的樂趣
提起唐宋八大家,很多人肯定對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歐陽修、韓愈、柳宗元耳熟能詳,為什么獨獨曾鞏總像“小透明”難記起?
一次閑逛書店,馬伯庸帶著好奇拿起一本《曾鞏文選》,卻越讀越有滋味。對于當時還是“社畜”的他來說,曾鞏的布局謀篇、行文邏輯和質樸文風實在是難得的職場寫作指南。
《越州趙公救災記》一文,沒有任何華麗詞藻,卻直擊每一條打工魂。開篇列出7個問題,直接關切救災的基礎數據,一句虛頭巴腦的都沒有。后文中的救災方案,細致到男女的賑濟糧要分開領取,以避免擁擠事故;具體要以什么工來代賑,完成多少;要政府為欠戶作保緩催貸款等,事無巨細,一一詳細開列出來。堪稱救災現場辦公會報告,好學,也值得學。類似的文章還有很多。
再換個角度來看《木蘭辭》。從“唧唧復唧唧”的畫外音開始,這篇古文仿佛也是一部聲畫俱佳的電影,“旦辭爺娘去”是冷靜克制的告別,“不聞爺娘喚女聲”是孤獨夜幕下內心聲音的特寫,鏡頭始終跟隨木蘭視角,恰當留白有如精妙剪輯,故事在木蘭脫掉戰袍回歸真身后戛然而止。腦補完感官美之外,還有“回歸自己”的立意之美。
這些流傳百千年的古文,不再是讓人敬而遠之的艱澀經典,只要帶著好奇,總能與古人發生跨越千年的共情,感受到“全文背誦”之外的樂趣。
從靈感到作品:一場持續十余年的創作跟蹤
《歷史中的大與小》不僅是一部歷史隨筆,更是一份獨特的“創作手記”。讀者將清晰地看到,一個好奇的念頭如何逐步生長為成熟的作品。
《盡意叮嚀滅寇仇——記一位壬辰戰爭中的抗倭英雄》一文,最初只是馬伯庸在知乎的一個回答。一次史料長河中的偶然相遇,到一次回答,一篇短文,一個故事,對小人物的關注,對英雄的追思,從一個人的好奇心到一群人的執念,最終成就了電視劇《日落東瀛》(已于2025年初完成拍攝,即將上映)。
還有《敦煌英雄》文學劇本。一個小說作者會怎樣寫電影劇本?文學視角下的劇本,和最終的電影成品,相差會有多遠?馬伯庸帶著好奇心接下了這個任務,也燃起了讀者的好奇心。這些文章跨越十余年,如同散落的路標,標記了馬伯庸從靈光一閃,到考據梳理,再到文學轉化的全過程。
歷史學者劉勃在序言中說:“求知本該是快樂的,這也應該不忘。”這正是一本關于“快樂求知”的書——它不提供答案,只分享發現;不構建體系,只點燃好奇。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編輯/張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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