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曾山探望江西一農婦：她是原蘇區女部長，應享受紅軍待遇

1964年1月的一天清晨，泰和縣馬家洲的霧氣尚未散去，幾輛吉普車突然在河埠頭停穩。村民圍攏過去，只見身著灰色呢大衣的曾山快步走進一座瓦房。“發桂同志，我來看你！”他伸出雙手。屋里那位鬢發花白、正在燒早飯的農婦愣了幾秒，隨后眼圈一紅——三十年了，面前這位是當年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鄉親們聽不懂他們口中的稱呼，只知道這位大領導很尊敬黃發桂。曾山給她塞上五百元春節補助，又轉身對隨行干部說：“她曾是省土地部長，按紅軍干部待遇落實。”一句話，讓沉寂多年的往事一下子沸騰。

時間撥回到1928年春，崇賢山谷里杜鵑漫山。15歲的黃發桂原本只想折朵花插在頭上，忽然槍聲、火光從山下傳來。謝云龍領導的暴動捉了惡霸，把糧食分給佃戶。有人說：“只有革命，窮人才有飯吃。”這句樸素的道理像種子埋進少女心里。

那年夏天，她加入兒童團，夜里放哨、貼標語，腳板磨出血泡也不說疼。第二年4月，毛澤東率紅四軍來到興國。黃發桂與幾位女伴天不亮就步行六十里趕到雞心嶺聽講話。“要打倒反動派就得拿起槍。”毛澤東的洪亮聲線在人海中炸開，她第一次真切感到革命的重量。

不久，興國崇賢區蘇維埃成立，16歲的黃發桂被推舉為區婦委主任，剪辮子、放小腳、識字班，一樁樁新風氣在她手上生根。1931年，她又被調任興國縣婦委書記。初到縣城，她悄聲抹淚，還是遵守組織決定。

1932年，黃發桂隨陳毅到寧都巡視。敵機低空掃射，她撲在一名小腳婦女身上，小腿中彈，沒等血止就繼續疏散群眾。這年10月，她被任命為江西省土地部長，兼省政府機關共青團負責人。

1934年初，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舉行。大會選舉時，她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同列中央執行委員名單。興國被譽為“模范縣”，她的名字排在第二位。會后，她主動報名去邊區——登賢縣副主席兼婦女部長的任命書很快下來。

登賢地處白區夾縫，夜里槍聲不絕，白天發動群眾支前。一次夜行途中，她被兩名敵兵圍住，情急之下匕首刺倒對方，翻身遁入密林。第五次“圍剿”后，游擊隊轉入深山。彈盡糧絕，隊伍被迫分散。黃發桂改扮村婦，混出封鎖線，卻與黨組織失去聯系。

此后十余年，她撐船、種田、乞討，甚至改嫁船工鄧百發。每到集鎮，她都會悄悄張望，希望出現熟識的臂章或暗號。1938年，一名叫鐘平的老同志終于在贛江邊找到她。可形勢動蕩，他們一次次轉移，幾度險些被叛徒出賣。泰和監獄的鐵鐐、竹簽并沒撬開她的嘴，憑著黃姓族長擔保才僥幸脫身。

抗戰勝利后，她回到馬家洲，挑河泥、織草席，撫養三個女兒。解放后的喜訊傳來，她依舊沒有上門報功：“1934年中央離開蘇區時把江西托付給我們，可我們沒守住。”倔強與自責讓她閉口不提過去。

1950年，曾山向太和縣政府寫信查人，幾番波折才摸清她的落腳點。陳毅隨后邀她去上海工作，黃發桂考慮家累，婉拒。組織沒勉強，只是將她安排到土改工作團，隨后又批準她回鄉做婦女干事。

1964年的探訪，讓許多后輩第一次知道自家鄉鄰曾端坐中央禮堂。可黃發桂依然粗布衣、草鞋底。省民政廳每月補助，她常偷偷塞給更困難的人。

1981年9月，她被診斷為癌癥，家里湊不出住院費。女婿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給謝象晃寫信，批示當天批下：全部費用公家承擔。住進南昌醫院時，她只帶了一只舊箱子，里面放著那枚已經褪色的第二次蘇大代表證。

臨終前，她叮囑子女“心里要裝著別人，別只想著自己”。傳奇沒有隆重謝幕，她的墓碑簡簡單單，只刻姓名、生卒和四個字——“江西蘇維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