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勛祺奉命“追剿”紅軍，劉湘囑咐：給紅軍活路，就是給自己活路

一封要他把命豁出去的密令，就這么撂在了“四川王”劉湘的桌上。

1935年，南京來的電報，字里行間都透著一股子“殺氣”，要他把長征路過四川的中央紅軍給徹底辦了。

可劉湘是誰，他從這紙命令里頭，聞出兩股味兒，一股是對著紅軍的，另一股，是沖著他自己來的。

蔣介石的心思，他門兒清。

可誰能想到，就這么個精于算計、把自家地盤看得比命都重的人，兩年后，會主動把電話打到南京，拍著胸脯跟蔣介石立軍令狀：“日本人一天不滾出中國，我們?nèi)f川軍，就一天不回家！”

說完，就把他一輩子攢下的家底，那三十萬穿著草鞋、拿著土槍的川軍弟兄，浩浩蕩蕩地送出了四川，送上了抗日戰(zhàn)場這個巨大的血肉磨盤。

從一個為了保住自己一畝三分地，不惜給紅軍“開后門”的地方頭頭，到一個掏空家底、把命都搭進(jìn)去的抗日將領(lǐng)。

劉湘這個人，他生命里這兩次完全擰著來的選擇，就像是下了兩盤完全不同的棋。

一盤棋，是為了自己和手下那幫兄弟能活下去；另一盤，是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別亡了。

第一盤棋：四川的“活路”

上世紀(jì)三十年代，誰的槍多，誰的腰桿子就硬，誰說話就有人聽。

劉湘，就是那個時候在四川把槍桿子玩得最明白的人。

他可不是個只會打打殺殺的粗人，他腦子里的彎彎繞，比四川的山路還多。

四川的兵、四川的官、四川的錢，全都攥在他手里頭。

四川的鹽，自古就要運到湖北、湖南去賣，這是條流著油的黃金水道。

這筆買賣，每年上千萬大洋的利潤，都得從劉湘手里過一遍。

他還頂著南京那邊的壓力，硬是自己印票子，叫“川券”，老百姓買東西就用這個。

這就等于在四川外頭，砌了一道經(jīng)濟(jì)上的墻，南京的錢想進(jìn)來，沒那么容易。

蔣介石派自己的連襟孔祥熙來四川，想把鹽稅收歸中央，劉湘就一句話：“四川的鹽，自古就是四川人自己管。

南京要收，行，拿出法律條文來我看看。”

一句話就把人給噎了回去。

這么個“針扎不進(jìn)、水潑不進(jìn)”的獨立王國，早就成了蔣介石心里的一根刺。

在他看來，流竄的紅軍和盤踞的劉湘，一個是心口上的急病，一個是后背上的慢癥，都得治。

1935年，機(jī)會來了。

跑了大半個中國的紅軍，又累又餓，一頭扎進(jìn)了四川。

蔣介石一看，眼睛都亮了，這不是一箭雙雕的好事嗎？

他那封“追剿”的電報，明著是打紅軍，暗地里是把刀遞給了劉湘，想看他跟紅軍在川西的大山里拼個你死我活。

等兩邊都打殘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派自己的中央軍進(jìn)來，“收拾殘局”，順手就把劉湘這顆釘子給拔了。

劉湘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把自己最信得過的手下郭勛祺叫到跟前，私底下交代的話，把這盤棋的棋眼給點透了：“這次出去，面子上要過得去，但別真跟紅軍下死手。

給他們留條縫，就是給咱們川軍自己留條活路?！?/p>

這話不是說他多同情紅軍，這是最實在的道理：紅軍就像一陣風(fēng)，刮過去就完了，最多是暫時的麻煩；可蔣介石的中央軍一旦進(jìn)了四川，那就是扎下根不走的，是要永久占你地盤的。

于是，一場奇怪的“追擊戰(zhàn)”就在四川的大山里頭開演了。

郭勛祺帶著的川軍，把劉湘那個“拖”字訣，執(zhí)行得天衣無縫。

明明手里拿著當(dāng)時最先進(jìn)的德國地圖，可川軍的先頭部隊總是能在最要命的關(guān)頭“迷路”，一不小心就拐進(jìn)了別的山溝，正好跟紅軍主力走了個面對面，然后擦肩而過。

追得正起勁的時候，后方總會傳來十萬火急的報告，不是說糧食跟不上了，就是說子彈打光了，部隊只好停下來“等補(bǔ)給”。

就算偶爾跟紅軍的后衛(wèi)部隊撞上了，那也是隔著山頭，噼里啪啦放一陣槍，聽個響就完事，從來不真沖上去搞什么包圍。

這場看著跟鬧著玩兒似的“貓鼠游戲”，背后全是劉湘的算計。

他既要讓南京那邊看著，自己確實在“積極剿匪”，讓蔣介石抓不到把柄；又要小心翼翼地控制著火候，保證紅軍能從自己的地盤上溜過去，不能讓自己的川軍折損一兵一卒。

結(jié)果呢，紅軍就在川軍半真半假的“護(hù)送”下，硬是在幾十萬大軍的包圍圈里鉆了出來，搞出了個四渡赤水，徹底跳出了生天。

南京的蔣介石氣得在辦公室里摔杯子，但也拿劉湘沒什么辦法。

劉湘用這么一場大家心知肚明的“陽謀”，保住了自己的兵和地盤，贏下了這盤棋。

代價，不過是被蔣介石徹底推出了核心小圈子，但這個，他根本不在乎。

第二盤棋：中國的“血路”

如果說第一盤棋，讓人看到了劉湘作為一方諸侯的老辣和手段，那這第二盤棋，就徹底把他這個人給立起來了。

棋盤的轉(zhuǎn)換，得從1936年夏天，成都街頭的一場騷亂說起。

那會兒，日本人的野心已經(jīng)不加掩飾了。

占了東北，又把手伸到了華北，還不滿足，居然想在中國的戰(zhàn)略大后方——成都，開一個領(lǐng)事館。

這消息一傳出來，整個四川盆地都炸了鍋。

學(xué)生們不上課了，商人們不開門了，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涌上街頭，把日本人租來準(zhǔn)備當(dāng)領(lǐng)事館的房子圍得水泄不通。

“日本人滾出去”的吼聲，震得茶館里的蓋碗都在響。

劉湘就站在大川飯店的陽臺上，看著樓底下黑壓壓的人群，一句話沒說，站了很久。

過去，他腦子里想的，來來回回都是“川人治川”這點事，他的一畝三分地。

可眼前這股子勁兒，是從學(xué)生、商人、普通市民心里自發(fā)冒出來的，是純粹的、不摻任何利益的保家衛(wèi)國的怒火。

這股火，把他給燒著了。

他頭一次感覺到，跟亡國滅種比起來，自己那點權(quán)力，那點地盤，那點算計，實在是太小了。

在隨后召開的緊急會議上，他一改往日說話繞彎子的習(xí)慣，對著手下那幫幕僚，頭一次扯著嗓子喊：“要是讓日本人在我們成都的地盤上耀武揚威，我們四川人還有什么臉面？

成都都保不住，還談什么保衛(wèi)四川！”

從那一刻起，他眼里的對手，不再是南京的蔣介石了，而是整個民族的敵人——日本侵略者。

他心里的那盤棋，棋盤從四川，一下子鋪滿了整個中國。

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一響，劉湘沒有半點猶豫，立刻給南京發(fā)電報，請求出川抗戰(zhàn)。

為了讓蔣介石徹底放心，他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事：主動辭去四川省主席的職務(wù)，把自己經(jīng)營了半輩子的權(quán)力，拱手交了出去。

他心里明白，只有徹底放下對個人地盤的執(zhí)念，才能換來一張讓川軍奔赴國難的“通行證”。

重慶朝天門碼頭，江水滾滾。

軍號聲里，那些穿著單衣、腳上是草鞋的川軍士兵，跟來送行的父老鄉(xiāng)親抱頭痛哭，然后轉(zhuǎn)身登船。

劉湘站在船頭，看著這些他一手帶出來的兵，眼神里再也沒有了過去的算計，只剩下一種豁出去的決絕。

他知道，川軍的家底薄，武器差，這一去，絕大部分人可能就回不來了。

但他更清楚：“我們川軍，為國家犧牲，這是天大的光榮！”

淞滬戰(zhàn)場、南京城下、臺兒莊前…

抗日戰(zhàn)爭最慘烈的地方，到處都有川軍用身體筑起的防線。

他們拿著“漢陽造”和四川兵工廠自己造的土槍，背著大刀片，跟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人反復(fù)拼殺。

川軍的傷亡率，在全國軍隊里是最高的。

那時候，劉湘坐鎮(zhèn)武漢指揮，整個人都熬干了。

他不僅要協(xié)調(diào)前線打仗，還得親自給那些陣亡士兵的家里寫信。

據(jù)說，他的信，字寫得歪歪扭扭，但每一封都透著一股子真誠和悲痛：“您的兒子為國捐軀，這是無上的光榮。

我一定盡我所能，照顧好家人?！?/p>

1938年初，他的胃病已經(jīng)惡化到了晚期，疼得直不起腰，還在前線指揮部里撐著。

最后那段日子，他高燒不退，嘴里不停地吐血，人已經(jīng)昏迷了，嘴里還在喊著打鬼子。

他留下的最后遺囑，是口述的，字字帶血：

“抗戰(zhàn)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xiāng)！”

1938年1月20日，劉湘在漢口病逝。

他的靈柩用船沿長江運回四川，船過之處，沿江兩岸的城鎮(zhèn)，百姓自發(fā)地站滿了江岸，長跪不起，哭聲震天。

再也沒人叫他“四川王”，也沒人說他是“土皇帝”了。

他的遺體，由專輪運回四川，所過之處，民眾設(shè)奠路祭。

靈柩抵達(dá)重慶時，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前來吊唁的百姓絡(luò)繹不絕，隊伍排出了數(shù)里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