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救活千人反被定罪，萬人跪求法院判他無罪

如果你得了癌癥，藥價高得離譜，一盒藥要花掉家里一個月的收入，你會怎么辦？

生活里最殘忍的選擇，往往不是寫在試卷上的計算題，而是擺在現實面前、逼著人用命去換答案的賬單。

它不需要復雜的公式，只需要一張醫院診斷書，就能把一個原本還能正常運轉的家庭瞬間逼到懸崖邊上。

2002年，江蘇無錫的私營業主陸勇，人生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什么叫“錢和命同時不夠用”。

那一年，他被確診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醫生給他的不是一句安慰，而是一張明確到冷酷的處方：每個月必須服用一種名叫“格列衛”的進口藥，否則病情會迅速惡化，而這條“活下去的通道”，每個月的價格是23500元人民幣。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月月不斷、年年累積。一年二十多萬，甚至接近三十萬。

對絕大多數中國家庭來說，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正常收入水平，別說普通工薪階層，就算是有點積蓄的小老板，也很難在幾年內扛住這樣的消耗。

吃這藥，不是花錢，是在一點點變賣未來，把房子、車子、積蓄、老人養老的錢，統統往藥盒里填。

陸勇很清楚這一點，他比很多病友條件好，至少還有生意在手，可他依然看不到盡頭，更讓人崩潰的，不只是自己的賬算不明白，而是身邊的人一個個“消失”。

當時，病友們主要靠QQ群聯系，交流吃藥后的反應、相互打氣，可群里常常會出現一種讓人心里發涼的情況：某個昨天還在說話的人，頭像突然再也不亮了。

沒人明說，但大家都懂，有的人是藥斷了，有的人是錢斷了，還有的人，選擇了不再繼續拖累家里。

有人賣光家產，還是撐不下去；有人看著孩子和老人，主動放棄治療，這些事情一點點壓在陸勇心里，讓他意識到，這根本不是個別人的不幸，而是一整套機制在把人往絕路上推。

他最開始的念頭，其實非常簡單，也非常現實：既然瑞士的原研藥這么貴，世界上有沒有便宜點、效果差不多的替代品？帶著這種“求生本能”，陸勇開始四處查資料。

那是一個信息并不發達的年代，沒有如今這么方便的搜索工具，更沒有成熟的跨境購藥渠道，最終，他把目光投向了印度。

在印度，他發現了一種名叫“伊馬替尼”的仿制藥。生產它的是正規藥廠，成分和格列衛幾乎一致，療效也被大量使用者驗證過。

最關鍵的是價格，低到讓人幾乎不敢相信：幾千塊一盒，后來甚至降到幾百塊，最低時只要200元。

從每月兩萬多，到幾百塊，這中間不是優惠幅度的問題，而是直接決定一個人能不能繼續活下去。

一開始，這只是陸勇給自己準備的一條活路，跨國買藥并不簡單，要懂外語、會匯款、能應付物流和海關，這些條件，很多病友根本不具備，可消息還是傳開了，病友之間的求助，往往只有一句話：“能不能幫我一把？我也想活。”

面對這樣的請求，很難有人能轉身不管。陸勇也沒做到。他開始幫更多人聯系藥源、匯款、收藥。

因為用藥人數越來越多，訂單量不斷擴大，藥廠給他的價格也越來越低，這不是談判技巧，而是數量堆出來的結果，為了方便操作，他還專門開了賬戶，統一處理資金。

但他始終沒從中賺過一分錢，藥價、運費、匯率，全部公開透明。這本質上是一場病友之間的“團購自救”，他只是那個把線頭接起來的人。

問題在于，法律并不看動機，只看程序，在當時的法規體系下，只要是未經批準進口的藥品，不管療效如何，都會被認定為“假藥”。

2013年，警方在調查一條信用卡記錄時，盯上了陸勇。他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的名義刑拘，事情一下子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2014年，案件公開后，很多人以為病友們會選擇沉默，畢竟他們本來就已經夠辛苦了。但現實恰恰相反。

幾百名白血病患者站了出來，按下紅手印，寫聯名信，為陸勇求情，他們問得很直接：如果幫我們活下去的人有罪，那我們是不是只能等死？

這些人不是激進分子，而是最不想惹麻煩的一群人，他們站出來，只因為不站出來，意味著唯一的希望會被掐斷。

陸勇自己在看守所里，最擔心的不是判多久，而是外面的人會不會斷藥，這個細節，讓很多人第一次意識到，這個案件已經遠遠超出了“違法與否”的簡單判斷。

最終，檢察機關作出了撤回起訴的決定，法律在這一次，給人性讓出了一條縫，陸勇被釋放，這不僅是他個人的結局，更是一種信號。

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制度層面的變化，抗癌藥降稅、審批加速、納入醫保談判，原本動輒幾萬元的救命藥，價格被一輪輪壓低，曾經遙不可及的藥，開始真正進入普通人的承受范圍。

回頭看陸勇的經歷，他從來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他只是一個不想死、也不忍心看別人等死的普通人。正是這種普通人的選擇，推動了整個社會去正視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

一個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應該靠個體去冒險填補制度漏洞，真正的進步，是讓人在重病面前，不再先算錢，而是先想著如何治療。讓活下去，不再是一道只有少數人才能算對的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