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便慷慨就義的瞿秋白，建國后毛主席為何會有 “以后少紀念他” 這樣的評價？

01

“關于瞿秋白同志，以后少紀念他。”

1962年，當毛主席讀完那一疊厚厚的稿紙后，眉頭緊鎖，語氣沉重地說了這么一句話。

這話一出，周圍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誰也不敢接茬。

要知道，這要是換了別人，可能也就罷了，但這可是瞿秋白啊，那是早期黨的最高領導人之一，1935年在福建長汀犧牲的時候，那是何等的壯烈，連魯迅先生都悲憤得不行，連夜編書紀念他。

怎么到了二十多年后，這位曾經的英雄，反倒成了“不宜紀念”的對象了？

其實，這事兒還真不能怪誰心狠，問題的根源，就出在瞿秋白臨死前在監獄里寫的那篇東西上。

這篇東西，有個特別文氣的名字，叫《多余的話》。

也就是這幾千個字，成了他身后幾十年風雨飄搖的導火索，甚至可以說，他在國民黨的槍口下沒低頭，卻在自己寫的文字里，把自己的“里子”給翻了個底朝天。

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這事兒吧，咱們還得把時間條往回拉一拉，看看這個被稱為“書生領袖”的年輕人，到底經歷了什么。

瞿秋白這個人，你要是看過他的照片，絕對想不到他是干革命的。

那模樣，瘦得像根竹竿，戴著一副圓圓的眼鏡，文質彬彬的，看著就是個在書房里寫詩作畫的才子。

1899年，他出生在江蘇常州，那時候家里還算是個官宦世家，但這好日子沒過多久，家里就敗落了。

多慘呢？

這么說吧，因為窮，父親離家出走，母親受不了債主逼債，直接吞金自殺，一家人散得七零八落。

這種家庭變故，換個人可能就頹廢了，或者變成個憤世嫉俗的混混。

但瞿秋白不一樣，他骨子里有股子韌勁，硬是靠著親戚的接濟，讀了書，還學會了一口流利的俄語。

1920年，他才21歲，就作為記者去了莫斯科。

那時候的蘇聯，剛搞完革命，熱火朝天的，瞿秋白這一去，就像是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他看見了另一種活法，另一種可能。

回國后，他整個人都變了，入了黨，拿起了筆桿子，成了黨內的大秀才。

咱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國際歌》，就是他這時候翻譯過來的，那種熱血沸騰的歌詞，鼓舞了多少年輕人往戰場上沖。

如果你以為他就是個寫文章的，那可就小看他了。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屠殺開始了，上海、廣州的街頭全是血。

當時的黨中央在陳獨秀的領導下，有點不知所措，在這個節骨眼上，28歲的瞿秋白站了出來。

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上，他臨危受命，主持了中央工作，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

你敢信？一個拿筆的手，這時候要指揮千軍萬馬去跟拿槍的敵人拼命。

那幾年，是他人生中最輝煌，也是最痛苦的日子。

因為他骨子里，其實并不喜歡搞政治，他自己說過，他最想做的，其實是個文學家，哪怕是個醫生也行，治病救人。

但歷史沒給他選擇的機會，硬是把他推到了風口浪尖。

到了1931年，因為路線斗爭，他被撤了下來，離開了權力的中心，回到了上海，跟魯迅先生一起搞左翼文學運動。

這段時間，反而是他最開心的日子。

他和魯迅，那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兩人經常在一塊兒聊天，談文學，談理想，魯迅對他那是真好，甚至在最危險的時候，好幾次讓瞿秋白去自己家里避難。

魯迅還專門寫過一副對聯送給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這評價，高得沒邊了。

如果日子就這么過下去，或許中國歷史上會多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少一個悲劇的革命者。

但命運這東西，從來不按套路出牌。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要長征了。

這時候的瞿秋白，身體已經垮了，嚴重的肺病折磨著他，走幾步路都要喘半天，有時候咳起來，手帕上全是血。

組織上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根本沒法跟著大部隊進行高強度的行軍，就決定讓他留下來，堅持在南方的蘇區打游擊。

說實話，這決定在當時，跟送死也沒太大區別。

主力一走，國民黨的幾十萬大軍就像餓狼一樣撲了上來，留下來的人，那是天天在刀尖上跳舞。

瞿秋白雖然心里難受，但他二話沒說，服從了安排。

他送別了戰友，拖著病體，留在了那個即將被戰火吞沒的根據地。

02

到了1935年初，蘇區的情況已經惡化到了極點。

國民黨的包圍圈越縮越小，哪怕是躲在深山老林里，也經常能聽見敵人的搜山聲和槍炮聲。

組織上覺得，再不走就真來不及了，決定派人護送瞿秋白突圍，想辦法把他送到香港或者上海去治病。

2月的一天，這支突圍的小分隊出發了。

為了掩人耳目，他們化裝成了做香菇生意的商隊，瞿秋白也換上了一身長袍，對外宣稱是個跟著商隊走的醫生。

這偽裝還真挺像那么回事，畢竟他那氣質，說是個老中醫，還真沒人懷疑。

這群人晝伏夜出，專挑沒人的小路走，眼看就要穿過敵人的封鎖線了。

可是，怕什么來什么。

就在他們走到福建長汀縣的時候，一頭撞進了國民黨保安團的伏擊圈。

那是長汀縣水口鎮的一個小村子，他們剛想歇歇腳，就被一群咋咋呼呼的保安團士兵給圍住了。

這一仗打得很慘，大部分紅軍戰士都犧牲了，瞿秋白因為身體實在跑不動，被俘虜了。

一開始，這幫保安團的大老粗根本不知道自己抓到了誰。

他們看瞿秋白穿得體面，戴個眼鏡，文縐縐的，還真以為抓了個“肥羊”或者是什么隨軍的醫生。

瞿秋白也沉得住氣，給自己編了個名字叫“林祺祥”，說自己是被紅軍抓去當壯丁的醫生，這不紅軍跑了，他才落了單。

為了演得像，他還真給那幫保安團的士兵把脈看病，開了幾個方子。

你別說，這方子還真管用，幾個生病的士兵吃了藥，居然好了。

這下，保安團的人對他更沒懷疑了，甚至還挺客氣，想著留著這么個醫生在隊伍里也不錯。

本來這事兒吧，要是運作得好，沒準真能蒙混過關。

壞就壞在，這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

他在被押送的途中，因為字寫得好，氣質太出眾，引起了國民黨上層的注意。

再加上那時候國民黨到處在抓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懸賞令貼得滿大街都是。

終于，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也許是叛徒的指認，也許是他在審訊中露出了馬腳，總之，他的真實身份暴露了。

當那句“你是瞿秋白”被喊出來的時候，整個審訊室的空氣都凝固了。

國民黨那邊的人簡直樂瘋了，這哪里是抓了個醫生，這簡直是抓到了個“活寶貝”啊！

這個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迅速傳到了南京，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里。

蔣介石一聽，立刻下令：把人給我看好了，千萬別弄死了，我要活的，要讓他“轉向”！

于是，瞿秋白被押送到了長汀縣的國民黨第36師師部。

在這里，他遇到了一個讓他這輩子都沒想到的人。

這個師的師長，叫宋希濂。

這宋希濂可不是一般的國民黨軍官，他是黃埔一期畢業的，算是蔣介石的嫡系。

但更有意思的是，他早年在上海大學讀書的時候，聽過瞿秋白的課。

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瞿秋白是他的老師。

宋希濂一聽說抓來的是瞿秋白，那心情是相當復雜。

一方面，這是個立大功的機會；另一方面，面對昔日的恩師，他心里那點尊師重道的念頭又冒了出來。

所以，瞿秋白在監獄里的待遇，那簡直是“五星級”的。

宋希濂專門騰出了師部最好的一間房給他住，不讓他穿囚服，也不給上鐐銬。

每天的伙食，那是兩葷兩素一湯，還特意交代廚師要做得軟爛一點，照顧他的胃口。

知道瞿秋白喜歡看書寫字，宋希濂就讓人找來了一大堆古籍、詩詞，還有筆墨紙硯，擺滿了桌子。

甚至，還專門派了軍醫，每天給他檢查身體，治療肺病，連當時很珍貴的牛奶、魚肝油都給他供上了。

這哪里是坐牢，簡直就是來療養的。

宋希濂也沒閑著，他隔三差五就跑去那個房間，畢恭畢敬地喊一聲“先生”，然后坐下來跟瞿秋白聊天。

聊什么呢？

不聊政治，不聊國共打仗，就聊文學，聊詩詞，聊當年在上海大學的日子。

這招叫“溫水煮青蛙”。

宋希濂打的算盤是：人心都是肉長的，我這么優待你，這么尊重你，你只要稍微松個口，發個聲明，說以后不干共產黨了，那高官厚祿、榮華富貴，還不都是你的？

蔣介石那邊也派了好幾撥人來勸降，軟的硬的都試過了。

有的說：“瞿先生，你是個大才子，何必跟著共產黨在那窮山溝里受罪呢？只要你過來，教育部部長的位置給你留著。”

有的說：“你想想你的身體，想想你的家人，這大好年華，死了多可惜。”

面對這些糖衣炮彈，瞿秋白表現得怎么樣呢？

他就像塊石頭，又硬又冷。

他對宋希濂說得很明白：“宋師長，你對我的生活照顧，我領情；但你要讓我背叛我的信仰，那是萬萬不能的。咱們私交歸私交，主義歸主義，這兩碼事。”

宋希濂也是個聰明人，看這架勢，知道勸不動，只能嘆氣。

但就在這段看似平靜的“軟禁”時光里，瞿秋白的內心，其實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風暴。

這場風暴，比外面的槍林彈雨還要猛烈。

03

夜深人靜的時候，長汀的監獄里死一般的寂靜。

瞿秋白坐在昏黃的油燈下，聽著窗外的蟲鳴，肺部的疼痛讓他時不時地皺起眉頭。

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

蔣介石不是慈善家，既然勸降不成，那等待他的結局只有一個——死。

面對死亡，他不怕。

從入黨的那天起，他就做好了隨時犧牲的準備。

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沖動，他想說話，想把心里那些藏了很久、從來不敢對別人說的話，統統說出來。

于是，他提起了筆，在那張有些泛黃的紙上，寫下了那個讓他備受爭議的標題——《多余的話》。

這文章一開頭，就透著一股子讓人心酸的坦誠。

他沒有像其他革命烈士那樣，寫什么“砍頭不要緊”，也沒有寫什么“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

他寫的是：“我其實就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

他在文章里，把自己的一生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剝開給世人看。

他說，他其實根本不適合搞政治，那些激烈的斗爭、復雜的權謀，讓他感到疲憊不堪，甚至是厭惡。

他說，他卷入這場革命，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他就像一只薄弱的蘆葦，被歷史的洪流裹挾著，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浪尖上。

他承認自己有“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喜歡研究文學，喜歡安安靜靜地看書，喜歡那些細膩的情感。

在文章里，他甚至流露出了一種深深的倦意，說自己“沒有多余的力氣了”，說自己“想要休息了”。

這種文字，太真實了，真得讓人不敢直視。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革命者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那都是鋼鐵鑄成的，是沒有七情六欲的，是無堅不摧的。

可瞿秋白偏偏要把這個“鋼鐵形象”給打破，告訴大家：我也是人，我也有軟弱的時候，我也有迷茫的時候。

這篇《多余的話》，寫了整整一萬多字。

他在里面剖析了自己的靈魂，甚至可以說是對自己進行了一場“殘酷”的審判。

但他唯獨沒有做的，就是出賣黨，出賣同志。

他在文章里，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說自己能力不行，說自己辜負了黨的信任，但對于黨的秘密，他是一個字都沒提。

這就是瞿秋白的復雜之處。

他在精神上，依然忠誠于他的信仰，但在情感上，他選擇了在死前做回那個真實的、并不完美的自己。

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

有時候，承認自己的軟弱，比逞強更難。

寫完這篇絕筆后，瞿秋白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擔，整個人都輕松了。

他把手稿整理好，靜靜地等待著那個日子的到來。

04

1935年6月18日，這一天終于來了。

一大早，國民黨的軍官就拿著蔣介石的“就地槍決”的密令，走進了瞿秋白的房間。

宋希濂沒有露面，也許是不忍心，也許是沒臉見這位老師。

但他特意吩咐手下，要讓瞿秋白走得體面一點。

瞿秋白正在寫字，聽到命令后，神色沒有一點變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稍等，讓我把這幾個字寫完。”

寫完最后一個字，他放下筆，整理了一下衣衫。

那天，他穿得特別整齊。

上身是一件黑色的對襟衫，下身是白布短褲，腳上穿著一雙黑布鞋，甚至還特意梳理了一下頭發。

那樣子，不像是去赴死，倒像是去赴一場老友的宴會。

行刑前，國民黨按照慣例，在長汀中山公園的涼亭里，給他準備了一頓“斷頭飯”。

有酒，有菜。

瞿秋白走進涼亭，看到桌上的酒菜，笑了笑，自顧自地坐下來，倒了一杯酒，一飲而盡。

當時在場的國民黨軍官和記者都看呆了。

他們見過不少死刑犯，有的嚇得尿褲子，有的哭天喊地，有的破口大罵。

但像瞿秋白這樣，云淡風輕，還要自斟自飲的，真沒見過。

他一邊喝酒，一邊還能跟周圍的人談笑風生，那氣度，把在場的敵人都給鎮住了。

喝完酒，他站起身，問了一句：“去哪里？”

一個軍官指了指羅漢嶺的方向。

瞿秋白點點頭，說：“好。”

然后，他從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煙，點燃，夾在手指間，大步向刑場走去。

從中山公園到羅漢嶺，有幾里路。

瞿秋白一邊走，一邊用俄語高唱《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那歌聲，在空曠的山谷里回蕩，顯得格外的嘹亮。

路邊的老百姓都躲在門縫里看，他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但都被這種氣勢給震撼到了。

到了羅漢嶺，那是一片綠草如茵的山坡，周圍是青翠的松柏。

行刑的士兵想讓他跪下，他搖了搖頭。

他環顧了一下四周的景色，深吸了一口山間清新的空氣，然后慢慢地走到草地中間，盤腿坐了下來。

那一刻，陽光灑在他的身上，風吹動著他的衣角。

他轉過頭，對著那個舉著槍、手還在發抖的士兵，微微一笑，說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話：

“此地甚好。”

“砰！”

一聲槍響，劃破了長汀上空的寧靜。

36歲的瞿秋白，就這樣倒在了這片他覺得“甚好”的土地上。

05

人雖然死了，但故事并沒有結束。

瞿秋白的死，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魯迅先生聽到消息后，悲痛萬分，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連夜整理瞿秋白的遺作，出版了《海上述林》，以此來紀念這位亡友。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瞿秋白都是作為黨的英烈被大家緬懷的。

他的遺骨后來被遷葬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享受著極高的榮譽。

但是，那篇《多余的話》，就像一顆定時炸彈，一直埋在歷史的塵埃里。

建國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人們對革命者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純粹。

那種“高大全”、“硬骨頭”的形象成了唯一的標準。

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話》里流露出的那種消極、那種軟弱，那種“文人氣息”，開始顯得格格不入。

到了1962年，當這篇稿子再次擺在案頭的時候，時代的天平傾斜了。

那時候，國內外的斗爭形勢都很嚴峻，大家需要的是像方志敏那樣，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英雄。

相比之下，瞿秋白的自我剖析，被解讀成了一種“意志衰退”，甚至是“向敵人示弱”。

毛主席的那句“少紀念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說出來的。

其實，這并不是要徹底否定瞿秋白，而是在那個特定的時期，出于政治宣傳的需要，覺得他不適合作為榜樣來大張旗鼓地宣傳了。

但這對于已經犧牲的瞿秋白來說，身后的風波才剛剛開始。

沒過幾年，那場席卷全國的風暴來了。

別有用心的人抓住了這個把柄，把瞿秋白打成了“叛徒”。

他的墓碑被砸得粉碎，他的骨灰被隨意丟棄，他的家人受到了殘酷的迫害。

一位早在30多年前就為國捐軀的烈士，居然在死后還要遭受這樣的屈辱。

這得是多大的冤屈啊？

好在，歷史終究是公正的。

它可能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時間來到了1980年。

那是一個撥亂反正的年代，中央紀委成立了專門的復查組，對瞿秋白的案子進行了重新審查。

調查人員跑遍了全國，查閱了海量的檔案，走訪了無數的當事人。

最后，結論出來了：

瞿秋白在獄中，雖然寫了《多余的話》，流露了一些消極情緒，但他始終堅持了黨的立場，沒有出賣任何機密，沒有出賣任何同志。

他在敵人的屠刀面前，表現出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氣節。

所謂的“叛徒”，純屬誣陷。

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發文，為瞿秋白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當這個消息傳出來的時候，多少老同志流下了眼淚。

如今，當我們再回過頭看這段歷史，看那篇《多余的話》，心境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們不再苛求一個革命者必須是沒有任何瑕疵的神。

相反，正是因為那篇《多余的話》，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瞿秋白。

他告訴我們，英雄不是沒有恐懼，而是在恐懼面前依然選擇了前行；英雄不是沒有軟弱，而是能夠戰勝自己的軟弱，為了信仰去死。

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沒有選擇用豪言壯語來粉飾自己，而是選擇了誠實。

這種誠實，難道不比那些空洞的口號更打動人嗎？

現在的長汀羅漢嶺，瞿秋白犧牲的地方，已經建成了紀念館。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里獻花，去看看那位曾經坐在草地上說“此地甚好”的年輕人。

也許，對于瞿秋白來說，身后的名聲、評價，他早就看淡了。

就像他在《多余的話》結尾寫的那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那個瘦弱的書生，用他短短36歲的一生，并在最后那一刻的坦然，給歷史留下了一個永遠無法抹去的背影。

至于那句“少紀念他”，那就讓它留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那一頁吧，咱們今天的人，心里都有一桿秤。

這人啊，活得真實，死得坦蕩，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