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哲學的故事》：道德的群體性

威爾·杜蘭特《哲學的故事》《哲學課》

我反對道德的說教，包括覺悟、態度、意識、站位等詞語，凡事上綱上線，好像誰的道德要比誰的高。人類為了生存衍生了道德，目的是為了向別人表達善意，而不是為了自我標榜，不存在個人化的道德，道德具有群體性。

《莊子-大宗師》：“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意思是把刑律作為主體，把禮儀作為輔助，憑借智慧審時度世，以道德為遵循的原則。把刑律作為主體，就是要任刑殺伐；把禮儀作為輔助，就是以它為治世的輔助條規；憑借智慧審時度世，就是出于不得已而應付事物；把道德作為行動的原則，處世就好像與有足者一起登上小丘山那樣容易，人們也真的會把他視為勤于行走的人了。莊子認為道德是為了處世，是一種處世之道。

弗朗西斯·培糧在《學術的進展》中說：“一切事物天生都具有對兩種‘善’的偏好：第一個就是，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整體(我們把這種偏好稱為個人主義的本能)；另一個就是，這是一個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我們把另外這種偏好稱為社會本能)。兩種偏好相比較，后者比前者更有價值，更強大，因為它的保存范圍更大，形式更豐富。”也就是說，與不道德一樣，道德有其人性的基礎，其中既有社會沖動，又有利己主義的沖動，既有保護群體和種族的本能，又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培根認為，人的社會本能最終比那些旨在保護個人利益的本能更強大。

道德是進化的結果，是為了生存不得不的選擇，善意是道德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個體為了生存就要融入群體，家庭為了生存要融入族群，在群體中就要表現出應有的善意，這些善意為交往、溝通、生意等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些善意為別人帶來了利益和好處，這些善意就是道德的基礎。道德不是本能，不是生來就具備的良知，如果讓一個人從小就離開社會，他不會自然擁有道德。

理查德·保羅和琳達·埃爾德著在《思辨與立場》中說：“人類道德的最終基礎是明確的：人類的行為與他人的幸福有關。我們能通過自己的行為方式提高或降低別人的生活質量。我們能幫助別人也能傷害別人。”

馬特·里德利在《美德的起源》中說：“道德情操是解決短期的權宜之計和長期的精打細算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而其重心則放在后者上。弗蘭克表達這一點的一般術語就是履行諾言的難題。要獲得合作帶來的長期回報，可能就需要你放棄自私行為的短期誘惑。”

被群體所普遍接受的道德逐漸變成了社會習俗和行為標準，如互助、謙虛、勤奮、節儉、自律、貞潔，從這個層面說道德就是一種社會習俗。威爾遜的倫理生物起源理論認為：人類的倫理前提深受大腦中一些先天的、潛意識的壓抑力和動機的影響，這些都是在漫長的進化中形成的。他認為道德是一種本能，跟好色和貪婪一樣。如果倫理道德已經固化到了大腦中，那為什么每個時代的道德不同，每個社會的道德，甚至每個群體的道德也不同。比如群眾和官員的道德不同，窮人與富豪的道德不同，中國和美國的道德也有不同。所以，我們反對道德說教，也反對意識強權。

尼采說：我們看到兩種相互對立的對人類行為的價值評判、兩種倫理觀念和標準，即“貴族道德”和“庶民道德”——一種是主人的道德，一種是奴隸的道德。貴族道德是古典時代公認的道德標準，尤其對羅馬人而言。在羅馬人(哪怕是一個普通公民)看來，所謂的美德便是男人氣概、勇氣、冒險和膽量。但在亞洲，尤其是在猶太人的腦海中，卻孕育了另一種道德標準：遭受政治壓迫的人們變得謙遜、無助、無私。實際上，這是在求助。在庶民道德的籠罩下，人們熱愛安定與和平，厭惡冒險和權力；人們不再追求力量，他們樂于狡詐，人與人之間的報復不再公開，而是變得隱秘；憐憫代替了嚴厲，模仿代替了創新，人們不再因享有殊榮而自豪，而是無情地譴責自己的良心，因為榮譽只屬于異教徒、羅馬人、封建主和貴族，良心才屬于猶太人、基督徒、資產階級和大眾。從阿摩司到耶穌，一大批能說會道的先知將奴隸階層的思想發揚光大，使之幾乎成為普世倫理觀。于是，“俗世”和“肉體”成為罪惡的代名詞，貧窮成了美德的標志。而耶穌則將這種價值標準推至頂峰，在他看來，人人都擁有平等的價值，享有平等的權利。（引自威爾·杜蘭特《哲學的故事》）

不同的道德也會融合發展，互相借鑒，但是本質上群體之間會存在隔離和競爭，道德標準也很難完全互相認同，這就是人類邪惡和戰爭的起源，瘋狂的導火索。道德源于群體內的合作，強化于群體間的競爭。

威爾·杜蘭特《哲學課》中說：“外部危險和競爭的發展將一個群體的成員團結在一起，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同族情感(同情心)、群體情感(善良)、社會性和互助性……。于是，奇怪的矛盾出現了：正是社會間競爭和沖突所表現的暴力導致了社會內部的合作與和平，正是戰爭，或者說開戰的可能性，造就了道德，也造就了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