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之恨”與南博事件

“余秋雨之恨”與南博事件

花中觀景的游者

大概30年過去了，但我依然記得當年讀余秋雨《道士塔》帶給我的震撼。

時間應該是1995年左右，當時我還是一名高中生，不知從哪位同學手中借到了一本《文化苦旅》。在那個文化貧瘠、信息匱乏，連讀本課外書都是無比奢求的時代，可想而知《文化苦旅》帶給我的震撼，豐富淵博的文字、天馬行空的行蹤、敏銳深刻的洞察……無不像巨石、像木樁撞擊著一個高中生禁錮的心靈，讓人仿佛在迷茫中隱隱約約見到一絲光亮，聽到一點聲音。至今，我仍然記得那些大散文的名字，《抱愧山西》《風雨天一閣》《一個王朝的背影》……

帶給我第一個震撼的是《道士塔》。

家里邊本來買了《文化苦旅》的，但找來找去竟然沒找到，無奈只得在網上看了。雖然沒有紙質書的厚重，雖然字有點小，但讀起來依然讓人蕩氣回腸，依然讓我心潮澎湃。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著一個洞窟中的積沙。沒想到墻壁一震，裂開一條縫，里邊似乎還有一個隱藏的洞穴。王道士有點奇怪，急忙把洞穴打開，呵，滿滿實實一洞的古物！”

“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著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銀元換取了24大箱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難以想象的低價換取了300多卷寫本和兩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來，仍用一點銀元換去5大箱、600多卷經卷......”

文字是冷靜的，數字是冰冷的，但讀來實在讓人心痛。

心痛之下，余秋雨想到了穿越，想到了攔下這些車隊。但他緊接著又說，“要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下來了，然后怎么辦呢？我只得送繳當時的京城，運費估且不計。但當時，洞窟文獻不是確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裝木箱，只用席子亂捆，沿途官員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兒歇腳又得留下幾捆，結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樣子。”

接下來，余秋雨寫下了直擊我心靈的話，“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于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于倫敦博物館里！這句話終究說得不太舒心。被我攔住的車隊，究竟應該駛向哪里？這里也難，那里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場。”

他說，“我好恨！”

“我好恨！”這三個字猶如夏日巨雷響在耳邊，如倚天長劍直插胸膛。這是怎樣的一種痛、一種怒、一種無奈，才會喊出這三個字啊。

近日在翻看魯迅先生文章時，恰好又讀到了，1928年1月28日，他在《談所謂“大內檔案”》曾憤恨地寫道，“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并不單是對于書籍或古董。”

由魯迅的先見之明和余秋雨之恨，不由得讓人想到了最近沸沸揚揚的“南博事件”。

雖然有時間上的間隔，但本質上都是國寶、文物的淪喪。而“南博事件”更讓人痛心和憤恨，因為這是發生在新時期的國，當事人是國寶文物的守護者。

聽說，國家文物局已經成立專案組專門調查此事了，希望能早日調查清楚，消除公眾疑慮，懲戒相關人員，讓文物回歸，社會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