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正月,雪竇山頂鋪了一層濕漉漉的薄雪,冷風沿著寺墻縫隙鉆入室內。張學良披著一件舊呢大衣在走廊里踱步,腳下的木板咯吱作響。外人只當這是幽禁生活里最尋常的一個清晨,卻沒人知道,一場暗殺就埋伏在不遠的山林里。
時間往前推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驟然傳出“兵諫”巨響。楊虎城、張學良聯手扣押蔣介石,逼其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72小時的拉鋸把國內外的目光都拽到關中平原,最終在中國共產黨斡旋、宋氏家族奔走、端納等人溝通下,事變以和平方式收場。
蔣介石獲釋后第一時間提出“回南京”,張學良答應護送。勸阻的聲音不絕于耳——中共代表憂心此舉“道阻且險”,可飛機還是在翌日清晨滑過咸陽機場跑道。幾小時后,南京梅園新村落地,張學良隨即被捕。
最高軍事法庭以“叛亂”定罪,十年徒刑寫在判決書上。翌年雖被特赦,卻須由軍委會嚴加管束。自此,他輾轉孔祥熙公館、雪山別院、黃山密室,行李不多,卻總在戰線被拉長時跟著國民政府一路南撤。戰火像催命符,幽禁地點越換越遠,聯系方式悉數被切斷。
抗戰爆發后不久,張學良被轉至奉化溪口。溪口是蔣介石的故里,山路蜿蜒,崗哨林立,外界很難窺探半點風聲。陪伴他的,只有發妻于鳳至。彼時趙一荻尚滯留香港,于鳳至執意趕來,一路隨行,從南京走到浙皖湘黔,風餐露宿也未曾退卻。
同樣住在溪口的,還有一位寡婦——袁靜芝。她身份特殊,丈夫蔣孝先乃蔣介石堂侄,西安事變中在臨潼被擊斃。槍口來自孫銘九,這位東北軍軍官原本負責搜索驪山山洞,路遇蔣孝先后誤把對方當成伏擊者,扣動扳機。槍聲平息,蔣家血緣被寫下句點,也種下仇恨。
蔣孝先生前擔任憲兵第三團團長,手段兇狠,曾參與圍剿地下黨,制造大批血案。死訊傳至南京,蔣介石啞忍不發,袁靜芝卻從富貴太太瞬間跌入孤燈獨影。她咬碎銀牙,在日記本扉頁寫下八個字:“血債血償,親手了結。”
1938年元旦后,袁靜芝探聽到一個秘密:張學良被幽禁在雪竇寺后山。信息源頭并非軍令部門,而是于鳳至。原來,于鳳至一次入市采買,不慎流露“家眷隨行”的只言片語,被袁靜芝的舊仆捕捉。線索匯總后,寡婦判定目標就在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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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立即召集三名可靠幫手,埋伏寺外竹林。計劃并不復雜——借拜祭亡夫之名,進入大殿,待張學良行禮時近身拔槍。有人提醒:“若事發,老先生絕不會包庇。”袁靜芝冷笑道:“他恨不得早日除去西安禍根,只是礙于輿論不便動手,替他擔這口鍋,又何妨?”
正月初四午后,寺鐘回蕩,香煙繚繞。張學良與于鳳至并肩散步,忽聞哭聲。隨行警衛回稟:“蔣孝先遺孀在祭奠。”張學良一怔,輕聲道:“終究是一條人命。”他說罷邁進大殿,拈香三柱,低頭默禱。
“蔣夫人,請節哀。”話音剛落,袁靜芝作揖,身體微屈,右手悄悄探向腰間手槍。空氣陡然凝滯。一旁的于鳳至眼角余光捕捉到這細節,心頭一緊,她猛地向前跨步,一聲急呼:“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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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魚聲停,張學良下意識轉身。與此同時,于鳳至佯裝踉蹌,撞在袁靜芝肩頭。槍柄磕在袁的肋側,險些脫手。袁靜芝面露惱色,卻被迫收勢。她順勢把袖口理好,低頭退至廊下,咬破唇角卻無可奈何。
暗殺未果,幫手散去,竹林只留下凌亂腳印。此后數月,袁靜芝再無機會接近雪竇寺,特務對外封鎖消息,鄰近村民只道“山里抓過幾個盜匪”。至于孫銘九,他在抗戰初期調往北線,不久身負重傷退役,終其一生未曾得知那位寡婦的計劃距離成功只差半臂。
張學良的囚旅一直延續到1949年移往臺灣,期間多次傳出“營救”與“暗算”的謠言,皆無下文;于鳳至因病赴美醫治,趙一荻才得以相伴臺北。袁靜芝的姓名,最終被埋在奉化縣志一隅,只留下幾筆“烈性剛毅”的評語。時代洪流滾滾,個人的悲歡愛恨漸成碎屑,然而那場雪竇山里的未遂一槍,仍在史料夾縫中投下一道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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