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李訥托人詢問諸城市委書記：能否同意母親的骨灰葬在老家

1996年二月初，北京西山的積雪尚未消盡。夜里十點，臺燈下的李訥把信紙折了又展、展了又折，眼前只剩十二個字：母親骨灰，可否安放山東諸城？寫好這一封信，她托老同事閻長貴帶去千里之外的老家，心里七上八下。信要寄出，十幾年的牽掛卻難放下。

江青的遺體火化是1991年五月，當時火化證編號排在兩千多號。骨灰盒被妥善封存，沒有葬禮，也沒有悼詞，一切靜悄悄。外界只知“第一夫人”已成歷史，沒人關心那只暗紅色骨灰盒有無歸宿。李訥卻每天都會想到母親的遺言——“把我埋在家鄉。”一句話，像石頭壓在胸口。

時間往回跳到1930年代。那時的李云鶴還是膠東鄉下一個不甘命運的姑娘，逃荒、進城、漂泊滬寧線，又輾轉到延安。她在長槍短炮中摸爬滾打，入黨、學藝、到中央黨校做勤務；命運的拐點，是1938年她拿著熱水壺推開了窯洞的門，看見了剛寫完一篇文章的毛澤東。緣起于細心，也埋下了后來叱咤風云與跌落塵埃的種子。

李訥出生在1940年，父親為她取名“訥”，意在謹言慎行。這兩個字像箍，套在女兒一生的言行上。1976年，父親病逝，母親被捕，三年后經審判，她的死刑改為無期。獄中那位昔日鋒芒畢露的女人給女兒留下不長不短的一句話：“我將一切交給你。”李訥聽得懂，這既是托付，也是負累。

1991年春，江青再次申請去毛主席紀念堂獻上自制紙花圈未果，五月十四日深夜，她以白色繃帶了結余生。獲得骨灰那天，李訥默默抱著盒子坐在刑場醫院的臺階上，一句話都說不出口。隨后她把骨灰交給殯儀館暫存，理由是“以后再辦”。“以后”一等就是五年。

有意思的是，諸城方面對江青的態度并不排斥。閻長貴把信送到市委書記手里，對方看完立即表態：“可以安葬，地我們來找。”回函很快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張墓區規劃圖。按理說，事情已經成了，可李訥陷入新的糾結：母親的名字注定特殊，埋到家鄉，外界的指指點點，給當地平添難題；自己常年在北京，千里奔波祭掃也是負擔。

王景清看著妻子反復踱步，輕聲勸道：“不急，慢慢來，人走茶涼，可是親情得冷靜處理。”李訥只淡淡應了聲“嗯”，把回信與那張墓區圖壓進了抽屜。她明白，一旦落錘，塵埃就定了；還在猶豫，說明心底那道坎兒沒邁過去。

轉眼到了世紀之交。2002年春，幾位老同志聚在中辦的舊招待所，話題還是“李云鶴的骨灰怎么辦”。有人建議：“就安北京吧，離你近，更好照應。”李訥沉默良久，終于答應。她知道，母親已經離開十一年，世事風起云涌，但終究得讓塵歸塵、土歸土。

籌備并不張揚。福田公墓管理處給出了一塊背靠松林的小坡地，面積不到兩平方米。李訥選了最普通的花崗巖碑，正面刻七個大字——“先母李云鶴之墓”。沒有生卒兩行，也沒有家屬署名。底下附加一句話：“女兒女婿暨外孫敬立。”訪客若非用心，很難知曉這里躺著的，是曾令世界側目的“江青”。

安葬那天，沒安排哀樂，只擺了兩束白菊。李訥把骨灰盒輕輕放入墓穴時，喃喃道：“媽，您歇著吧。”旁人聽不清，她自己卻紅了眼眶。不到半小時，儀式結束，所有人默默散去。墓園的松濤掩住腳步聲，襟懷卻變得輕松。

為什么會有十一年的拖延？外界有諸多猜測。其實答案并不復雜。其一，法律程序要走完，保外就醫期間的江青并未完全解除刑期，骨灰處置需等正式手續。其二，政治氛圍尚未完全平復，任何公開安葬都可能引起波瀾。其三，家屬情感糾結：葬回故里有鄉情，也有輿論壓力；留在北京便于看護，卻要承受注視。多重權衡之下，只能作最穩妥的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李訥并非沒有孝心。1991年至2002年，她每年都在清明前后去殯儀館領回骨灰，暫放家中，點上一炷香，再送回安置。對外不張揚，對內不忘記，這樣的克制正與“訥”字不謀而合。曾有人問她是否后悔擱置母親遺愿，她只是搖頭：“時有時的安排。”

站在今天讀那方樸素墓碑，很難將它與風云一時的“樣板戲臺柱”聯系起來。歷史并非一塊平滑的木板，而是布滿刀痕斧鑿。1949年開國到1976年巨變，江青無疑扮演了極端復雜的角色；而對女兒而言，母親始終只是母親——這也解釋了那封在1996年寫給諸城的信，行文謹慎，卻包含一片私人的柔軟。

李訥后來極少再談這段往事。她依舊過著低調的生活，逢年過節會帶著家人去福田公墓，靜靜站一會兒。墓碑前，鮮花換了一茬又一茬，碑面上的“李云鶴”三個字始終是黑色，仿佛提醒世人：潮起潮落，有人終要回到寂靜。

歲月流轉，如今那封寫于1996年的書信已被檔案館收入案卷，字跡仍清晰可辨。它記錄的，不只是一次求助，更是一段家國情仇交織后的無聲嘆息。李訥的謹慎，也許正是她能以平常心走完風暴余生的原因。母親的歸宿，已經不再成為夜深人靜時案頭的那張被揉皺的信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