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北京那邊兒天都開始冷了,但在湖北黃安的一個小村子里,發生了一件讓人聽著直起雞皮疙瘩的事兒。
一個穿新軍裝的警衛員,揣著封信,好說歹說要接一位老太太去北京享福,說首長是她兒子。
結果呢,這老太太石順香根本不信。
她沒什么激動的表情,反手就指著堂屋中間那個被煙熏了17年的靈位,跟那小戰士說別拿苦命人尋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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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認知里,兒子的魂都在那塊木頭牌位上住了六千多天了,這會兒怎么可能從北京冒出來?
這事兒吧,說白了就是個因為戰爭搞出來的驚天大烏龍。
一張輕飄飄的陣亡通知書,有時候比千斤重的炸彈還能壓死人。
要把這亂麻理清楚,得把時間往回倒,回到1932年那個要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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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紅四方面軍在打仗,22歲的徐深吉已經是團級干部了,是個狠人,打起仗來不要命。
但在古峰嶺阻擊戰里,為了掩護大部隊撤退,他們團基本被打光了。
徐深吉當時渾身是血,昏死在死人堆里,大家伙兒撤得急,都以為他也沒了。
那時候可沒有現在的微信定位,統計傷亡全靠肉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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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一走,這就出了岔子。
一張陣亡通知書就這么發回了黃安老家,順帶稍回去的,只有兩塊大洋。
石順香接到這消息的時候,整個人都傻了。
據說那天晚上,她抱著兒子的舊衣裳坐了一宿,第二天街坊鄰居一看,這老太太頭發竟然全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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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找木匠刻了個牌位,從此以后,就成了個守著“鬼魂”過日子的孤寡老人。
這就離譜了,徐深吉其實命大,被后來的搜救隊從死人堆里刨了出來。
但他醒過來的時候,大部隊已經開始轉移了,也就是后來那個著名的長征。
這一走就是十萬八千里,跟老家徹底斷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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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也沒有手機,寫封信比登天還難,再加上怕連累老娘被反動派報復,徐深吉只能把思念爛在肚子里。
這一憋,就是整整17年。
這17年,這對母子簡直就是活在兩個平行宇宙里。
在老家,石順香頂著“烈士家屬”的帽子,還得躲著國民黨軍隊的搜捕,日子過得那是相當凄慘,天天對著那個木頭牌位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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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千里之外,那個“死掉”的兒子徐深吉,正在把自己活成日軍的噩夢。
這人有多猛?
抗戰的時候他是129師771團的團長,那是陳賡386旅的主力。
在神頭嶺、響堂鋪這些地方,徐深吉帶著人把日本鬼子揍得找不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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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在家給兒子燒紙錢求平安,兒子在前線送鬼子下地獄。
甚至逼得日軍在坦克上掛橫幅,說專打386旅。
這種反差,編劇都不敢這么寫。
肯定有人會問,都當了大官了,這中間就真的一點時間都抽不出來往家里帶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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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派個人去看看呢?
這事兒還真沒那么簡單。
除了前面說的怕連累家里,還有一個特別殘酷的原因:徐深吉的身體垮了。
1942年五一大掃蕩的時候,日軍用了毒氣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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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深吉為了指揮突圍,吸進去不少毒氣,肺部受了不可逆的重傷。
那之后他身體就一直不好,甚至到了1948年,整個人徹底病倒,好幾次都在鬼門關門口晃悠。
試想一下,一個連呼吸都費勁、隨時可能掛掉的人,哪敢去聯系老娘?
萬一剛聯系上,人就沒了,那不是讓老太太再死一次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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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他的命,真不是自己的,是國家的。
一直熬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徐深吉身體稍微緩過來點,這才敢派那個警衛員回去。
他當時給警衛員下的命令聽著都心酸:要是老人家還在,就接來;要是不在了,就替他在墳頭磕三個頭。
直到石順香老太太被接到了北京,看見那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中年男人,那個供了17年的名字突然變成了大活人,這一場跨越生死的誤會才算畫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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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畫面真的挺讓人破防的。
徐深吉跪在地上哭得像個孩子,說兒子不孝。
這一跪,跪的是十七年的生死兩茫茫,也是那個年代最無奈的欠條。
石順香摸著兒子滿是皺紋的臉,什么埋怨的話都沒了,只要人活著,那17年的眼淚就不算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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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故事聽著圓滿,其實全是那個時代的眼淚。
徐深吉后來成了開國中將,但他后半輩子對老娘那是出了名的孝順,幾乎是一種贖罪式的心態。
畢竟,這世上再多的勛章,也補不回母親那滿頭的白發。
2000年8月8日,徐深吉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這回是真的去陪他母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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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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