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加拿大農業部長親自擔保貸款助華購糧

1961年4月，加拿大渥太華的內閣會議室里，空氣突然凝固了，安靜得連根針掉地上都能聽見。

所有的眼睛都死死盯著農業部長漢彌爾頓。

這個平時看著挺樂呵的部長，這會兒臉黑得像鍋底。

他突然“噌”地一下站起來，當著滿頭白發的總理迪芬貝克的面，直接掀了桌子：“這協議要是不通過，老子現在就辭職！

要是以后中國人賴賬，你們盡管撤我的職，把這丑事兒貼滿大街小巷！”

這一嗓子，簡直就像在保守的內閣里扔了個手雷。

據說當時有個叼著煙斗的部長，嚇得下巴都快掉了，嘴里的木煙斗“啪嗒”一聲砸在地板上，脆響。

讓一個西方大國的部長不惜賭上烏紗帽也要干成的，是一筆在當時看來簡直是“通敵”的買賣——給正在挨餓的新中國賣糧食。

誰也沒想到，正是這場差點讓部長丟飯碗的豪賭，不僅救了急，更為后來震驚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埋下了伏筆。

歷史的轉折點，往往不是在簽字儀式上，而是在那些不要命的賭局里。

這事兒還得從頭說起。

把時間撥回到60年代初，那時候的國際局勢，說白了就是美國帶著一幫小弟把中國圍得鐵桶一般。

在西方的宣傳大喇叭里，新中國就是洪水猛獸，別說建交了，連做生意都是犯天條。

可是呢，加拿大的日子也過得苦哈哈的。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那一陣子老天爺似乎在開玩笑，麥子大豐收，倉庫里的谷物堆得都要發霉了，就是賣不出去。

農民看著爛在倉里的糧食，心疼得直掉眼淚，怨氣沖天。

而大洋彼岸的中國，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

旱災、洪澇加上政策調整，老百姓那是真沒飯吃，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一邊是餓得眼冒金星，一邊是糧食多得沒處扔，這按理說是一拍即合的生意。

但在冷戰那個死硬的鐵幕下，吃飯問題也成了政治雷區。

美國人瞪著眼盯著，加拿大的反對黨等著抓把柄，甚至內閣里的財政部長和外交部長也嚇得腿軟：萬一中國人買糧是搞戰備咋辦？

萬一惹毛了美國咋辦？

最要命的是，當時的中國窮得叮當響，外匯儲備少得可憐。

這就涉及到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萬一發了貨，中國人賴賬不給錢咋辦？

漢彌爾頓不管這些。

這哥們兒是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也是個不要命的“賭徒”。

他看準的是加拿大的國家利益，還有中國那個大得嚇人的市場潛力。

早在1960年秋天，他就偷偷摸摸派人去北京探路了。

中國這邊的反應，那叫一個有骨氣又有智慧。

雖然缺錢，但腰桿子挺得直。

在談判桌上，中方代表扔出了一個讓加拿大人既心動又心驚的方案：我們可以一口氣買你們500萬噸小麥和大麥，幫你們清空那些積壓如山的庫存，但是——沒現錢，我們要分期付款。

這就相當于說：借你們的錢，買你們的糧，這不就是現在的“花唄”模式嗎？

這個方案一傳回加拿大內閣，立馬炸了鍋。

反對派嚷嚷著說，政府給這種貸款做擔保，這不就等于變相承認北京政府了嗎？

這在政治上是自殺??！

漢彌爾頓被逼到了墻角，眼看這筆救命的生意要黃，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幕“以烏紗帽做擔保”的絕地反擊。

最后，還是姜老的辣。

律師出身、深知西部農場主有多苦的總理迪芬貝克打破了沉默。

他看著那個嚇掉煙斗的同僚，淡淡地說了一句：“看，人家是動真格的了。

如果不贊成，你們誰準備像他一樣辭職？”

這就叫一劍封喉。

沒人敢接這個茬。

總理點了點頭：“行了，我得到我想要的東西了?！?/p>

就這樣，一筆價值3.62億美元的驚天交易居然成了。

這不僅僅是救命糧，更是在鐵幕上硬生生撕開了一道口子。

事實證明，漢彌爾頓這一把賭贏了，而且是大賺特賺。

中國不僅沒有賴賬，而且即便后來度過了困難時期，依然逐年增加從加拿大的進口。

這筆生意，讓加拿大賺得盆滿缽滿，也讓加拿大老百姓對那個神秘的東方大國有了全新的認識——中國人，講究，守信用。

其實很多時候，生意做通了，政治的堅冰也就融化了一半。

“小麥外交”的成功，實際上讓加拿大在外交承認之前，就已經在經濟上承認了中國。

這為后來特魯多總理那看似“大膽”的建交舉動，鋪平了最結實的路基。

時間一晃到了1969年，那個著名的特魯多總理上臺了。

這位極具個性的總理，年輕時候就騎著摩托車環游世界，新中國成立前就來過中國，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情結。

他心里明鏡似的，承認中國那是大勢所趨，早晚的事兒。

但談判依然難得像啃硬骨頭。

為了保密，地點選在了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個安靜得不容易泄密的地方。

這次的主角換成了中方大使王棟和加方代表瑪格爾。

雖然有了小麥貿易的情分，但在原則問題上，中國那是寸步不讓。

王棟大使眼睛毒得很，一眼就看穿了對方的小九九，直接指出：你們嘴上說承認一個中國，行動上卻不肯對臺灣地位表態，這路走不通。

談判一度陷入僵局，甚至中斷了好幾個月，大家都挺emo的。

這期間，特魯多心情煩悶時就去滑冰。

有意思的是，他在冰場上居然碰到了已經卸任的漢彌爾頓。

那位當年的“小麥部長”即使成了在野黨議員，依然朝總理豎起大拇指，鼓勵他把北京的事搞定。

這種跨越黨派的默契，其實源于一種更深層的國家共識：中國是朋友，不是敵人，跟錢沒仇，跟未來也沒仇。

為了緩和談判那種緊繃的氣氛，特魯多還給前線的大使支了一招——帶加方代表去逛逛斯德哥爾摩的“中國宮”。

那是兩百多年前瑞典國王送給王后的生日禮物，里面甚至有一個仿北京天壇的回音壁。

這招還真靈。

瑪格爾被深深打動了，當場就表態：“建交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訪問北京。”

經過長達20個月的拉鋸戰，1970年10月，中加終于建交。

加拿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對臺灣問題表示“注意到”中方立場。

這一模式后來被許多西方國家抄作業，被稱為“加拿大模式”。

故事的尾聲，有一個特別溫暖的注腳。

1964年，也就是卸任后的漢彌爾頓訪華時，周恩來總理親自設宴款待。

周總理動情地對他說，當我們最困難、沒有朋友的時候，是你們賣給我們小麥，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患難之交的。

1980年，漢彌爾頓再次訪華。

那時候他已經是個滿頭白發的老人了。

在人民大會堂，他看到中國已經走出了困境，正在改革開放的路上狂奔，這位老人的眼里泛起了淚光。

2004年，漢彌爾頓去世，享年92歲。

他的葬禮很簡單，但來自大洋彼岸的悼念，分量卻很重。

參考資料：

帕特里克·諾蘭，《當熊貓遇見北極熊：中加關系史》，麥吉爾-皇后大學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