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的紐約唐人街,霏雨乍歇。75歲的司徒美堂在安良堂樓前,望著墻上新貼的“援助祖國抗戰”海報,沉聲說道:“倘若有一分熱,便當發一分光。”一句話,把在場的華僑喚得熱血沸騰。此情此景,留存在許多人記憶里。六年之后,他便踏上歸國之路,而那年秋天,北平香山的簡陋飯局,使這位白發老人作出了又一次事關民族命運的抉擇。
司徒美堂誕生于1868年廣東開平。父亡家貧,讓他九歲便漂洋過海,手握五十元龍銀闖蕩舊金山。那時的華工被當作廉價勞力,1882年的《排華法案》更是將“黃面孔”推向深淵。少年司徒既要刷盤子糊口,還得隨時提防排外暴徒的棍棒。一次沖突中,他失手打死一名白人,被判死刑,終靠華僑四處奔走、洪門致公堂出資辯護而獲釋。從牢房走出時,他已成為同胞心中的“硬骨頭”。
這段經歷讓司徒美堂認定:只有民族站立,個人才有尊嚴。十九世紀末,美國各地的洪門分會星羅棋布,出身底層的他憑膽氣與義氣,很快坐上“坐堂兄”的位置。波士頓安良堂在他的經營下,既是僑民避難所,也是反清、反排華的秘密據點。1904年,孫中山第二次訪美,剛下船便被司徒美堂接走。兩人在簡陋的寄宿處徹夜長談,孫中山堅持節儉,直言“銅板都要用在推翻清廷上”,這種作風深深打動了司徒美堂。革命自此成了他的終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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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從籌款到情報,從收容到奔走,他始終不缺位。黃埔軍校初辦,師生軍裝多出自華僑捐金;北伐軍挺進,彈藥軍糧中常見“致公堂”字樣。羅斯福在競選總統時提筆寫下的募款信,也寄到了司徒美堂的辦公桌。多年情誼,讓這位日后居高位的美國政治家在1943年聽取了廢除《排華法案》的建議。是年冬天,排華惡法終成歷史,紐約時報評論:“這位面容布滿皺紋的華僑長者,比許多職業外交家更懂得游說的藝術。”
抗戰全面爆發后,司徒美堂一次次趕赴碼頭,號召捐款,打包軍用被服,再轉寄國內。上海十九路軍被困,他怒電華府,要求直接把錢劃給蔡廷鍇,“一分也不能落到腐敗之手”。蔣介石的冷漠回應與國共兩黨的截然不同,讓老人心生警惕。他對友人說:“救國不是舞臺,誰放棄民族大義,我便與之決裂。”1943年,他離渝返美前夜,周恩來專程登門相送,兩人一問一答,只談民族大局。周恩來鄭重其事:“抗戰的主心骨,不在重慶的燈火,而在華北的烽煙。”司徒美堂默然點頭。
1948年秋,國內戰局已現雛形。遼沈、淮海鏖戰的槍聲傳到海外,動蕩卻沒有動搖他的信念。當年十月,他提筆寫下《上毛主席致敬書》,旗幟鮮明支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信件輾轉三月,于1949年元旦后抵達西柏坡。毛澤東立即復信,熱情邀請其歸國共商國是。電文措辭誠懇,“誠盼先生早日撥冗,親臨解放區”。老人讀罷,拍案而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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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他取道舊金山—檀香山—香港,再改乘海輪北上。此時他已八十一歲,步履蹣跚,卻不容他人攙扶。登輪前,友人擔心海上暗礁,他笑稱:“百回死生皆歷過,還怕這點風浪?”天津港碼頭初春風冷,他只攜一只手提箱,上書“華僑回國服務”六字,路人側目,警衛更是如臨大敵。中央特派員李克農親赴接站,命武裝卡車護送至北平。
到京后,他索性謝絕賓館,住進北池子一處窄院。3月的一個傍晚,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設宴。山路崎嶇,軍用吉普顛簸,醫護連連搖頭。衛士長苦惱找不到擔架,情急生智:將毛澤東常用的藤椅綁上兩根毛竹,四壯漢抬著上山。抵達門口,毛澤東快步迎上,輕扶老人,“路遠了些,勞您久等。”司徒美堂拱手答:“為家國,何惜風塵。”
那一晚,松濤作曲,夜風帶著梅香。席間,毛澤東談到新政協的宗旨——“各黨派共同商量、共同決定、共同執行”,他甚至自嘲:“共產黨也要學做新學生。”老人喝了口花雕,面露驚訝,“這位湘潭人并無一絲‘坐江山’的驕矜,胸中裝著的都是國家大局。”酒過三巡,眾人談到國號、國旗、民族資本的未來與僑匯渠道,司徒美堂提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看法,引來陳云頻頻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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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散時,周恩來把老人送至院門,輕聲問道:“今晚投緣否?您看毛主席如何?”老人笑著答,“民國這些年,沒見過如此平和又有主見的領袖。”一句話,道盡心聲。周恩來雙手合十,向他鞠了一躬,彼此心照不宣。
9月,第一屆政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開幕。國號如何定,成了焦點。會上意見繁多,有的念舊情希望保留“中華民國”簡化用法,有的主張徹底更新。眾人請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先言,他緩緩起身,“’中華民國’這四字,二十多年讓百姓苦不堪言,何談留戀?要讓世人知道,這里誕生了一個嶄新的人民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激昂之語,贏得雷鳴掌聲,爭論就此落定。
十月一日,開國大典,彼時北風乍起,朱德體貼地建議再備轎子。老人搖頭,“此日不同往昔,豈能坐行?”他硬是一步步登完城樓石階。禮炮聲中,五星紅旗升起,他抬手掩面,眼眶潮濕。那一刻,數十年顛沛的海外游子,終于見證了祖國的重生。
新中國成立后,司徒美堂被推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人事部部長委員,還以93歲高齡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有人勸他頤養天年,他卻每日早起,提筆批閱僑務文件,用毛筆寫下“老而能用”四個大字掛在書房。1951年朝鮮戰事吃緊,海外僑胞想再次募捐,他親自簽發電報,“捐款照國庫統一規劃執行,僑匯齊心,勿各自為戰。”對外,他是聯絡華僑的旗幟;對內,他數次為舊部和頑固人士疏通,“從前各為其志,如今為全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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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他與國民黨舊友的書信往來,始終保持禮節,卻從不回避是非。1949年底,重慶來信勸他“懸崖勒馬”。老人在回信中寫道:“正道直行,方可自安。與民意為敵,豈非自絕?”這封信如今藏于國家博物館,瀟灑行草,行筆如飛,仍透著當年痛斥“排華法案”時的鋒芒。
1955年,司徒美堂在北京病逝,終年八十七歲。追悼會由周恩來主持,沿途挽幛上書——“不忘故國赤子心”“華僑英魂永在”,送行者夾道肅立。靈柩安葬八寶山,當晚,毛澤東獲悉,良久無言,旋即指示中央歸國華僑事務委員會整理司徒美堂遺稿,刊行紀念。
在那間北池子的舊居,藤椅被后人妥善保存,木棍依舊粗糙。護工回憶,老人晚年常撫椅背,低聲念叨:“當年要是真坐過洋車,哪有后來那頓香山的家宴?”一把椅子,見證老人的選擇,也見證海外赤子的歸來與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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