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啥被稱為黃種人？我們的皮膚明明不黃，這么叫合適嗎？

照鏡子看看自己的臉，再拿張黃色卡片比對比對，咱中國人皮膚真跟黃色一個色號嗎？恐怕你越看越迷糊：這明明透著白里透紅或淺褐的肉皮兒，咋就成“黃皮膚”了？

更邪的是不光咱自己唱“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連老外也管咱叫“yellow race”。這標簽貼得實在有點冤，畢竟四百年前來華的歐洲探險家們，寫游記時還一口咬定中國人的皮膚“白皙如歐羅巴人”呢！

這樁膚色“冤案”的始作俑者，得追溯到18世紀一個叫林奈的瑞典老學者。這位在1735年出版《自然系統》，手一揮就把人類分四色：歐洲白、美洲紅、非洲黑，亞洲人呢？他最初用拉丁詞fuscus（深棕）標注。

可十年后修訂著作時，他神不知鬼不覺改成了luridus——這詞在拉丁語里透著陰森，既有“蠟黃”意，又暗指“死尸般的青黃”。標簽的轉變并非科學發現推動，而是文化偏見的悄然滲入。

等傳到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手里，亞洲人徹底被定格在“蒙古人種”的黃色標簽里。他1795年提出五大人種分類法，特意用“蒙古”二字喚醒歐洲人對成吉思汗鐵騎的恐懼記憶。

從此，“黃皮膚”與“野蠻威脅”在西方語境里掛上了鉤。更諷刺的是西方醫學當時視黃疸為病癥，黃色暗喻不潔與病態——這套標簽化操作，簡直是為日后“東亞病夫”的污名埋下伏筆。

黃皮膚是強加的標簽，翻翻早期歐洲人的東亞游記，滿紙都是“白皙”“橄欖色”的形容。馬可·波羅筆下的中國人“與歐人同白”；明朝來華的傳教士們，沒一個提過“黃皮膚”。直到19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后心態膨脹，東亞被視作落后之地。

學者奇邁可在《成為黃種人》中所揭示：當東方文明光環褪去，他們的皮膚便在西方敘事中失去“白色資格”。科學種族主義趁機登場，把經驗觀察拋之腦后，硬給東亞人套上“黃種人”帽子。

從生物學角度看，人類膚色差異是黑色素應對紫外線的自然選擇。低緯度地區膚色深是為防紫外線損傷，高緯度地區膚色淺為更好合成維生素D。

中國南北方人膚色已有漸變，云貴川姑娘膚色多呈淺褐，東北小伙常顯冷白調，所謂“黃”不過是籠統的中間色。人類基因組計劃更證實，全人類99.9%基因相同，所謂種族差異不及個體差異的十分之一。

若真要找東亞人特有印記，生物學早有答案，新生兒青斑，東亞寶寶屁股上的青灰色斑塊，常被歐美家長誤認虐童傷痕，實為獨有胎記。

單眼皮的那道褶皺，實為祖先對抗西伯利亞寒風與雪原強光的進化杰作——窄眼裂防風，厚眼瞼濾雪光 。鏟形門齒，上門牙內側自帶小勺狀凹陷，考古學家靠此識別古代亞裔遺骸 。

標簽背后的文化撕扯黃色在中華文化本是至尊象征，黃帝、黃河、黃袍加身，無不彰顯崇高。晚清知識分子引入“黃種人”概念時，特意剝離西方貶義，注入民族自豪。梁啟超高呼“我黃帝子孫”；《龍的傳人》唱響“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

西方污名化的符號，被我們重鑄成文化自信的鎧甲，這種反轉在世界種族話語中都屬罕見。當代反思，該不該繼續“黃”下去？英語世界早已棄用“yellow people”，北美用“East Asian”，英國說“Oriental”。

連西方教科書都承認：人種是政治建構而非生物事實。但在中文語境，“黃種人”仍深植民間。人類學家羅新疾呼：對種族思維的反思，仍是中國常識教育的盲區。當他看到考古報告還在分析頭骨屬“蒙古人種”或“歐羅巴人種”，痛感殖民話語的幽靈未散。

基因測序證實現代人類皆出自非洲，所謂黃白黑之分不過是數萬年適應環境的細微調整。當新疆維吾爾族的單眼皮出現率從哈密（55.21%）向喀什（42.92%）遞減，當黑龍江姑娘比廣東姑娘白兩個色號——所謂“黃種人”，不過是個粗糙到失真的色塊涂鴉。

聽人提“黃皮膚”，不妨笑著指正：“咱這肉皮兒，夏天泛紅是曬的，冬天透白是捂的，祖宗給的防紫外線套裝，咋就簡化成一色號了？”剝掉標簽看本質，黃河水染不盡多元膚色，就像長城磚壘不出單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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