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屆中國經濟學年會觀察：AI、政策、地緣成研究熱點

作者 | 錢麗娜
ID | BMR2004
日前，第二十五屆中國經濟學年會（以下簡稱“年會”）在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文治堂開幕。本屆年會由中國經濟學年會秘書處與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聯合主辦。全國高校及研究機構的29家理事單位代表、70位國內一流高校經濟學院系負責人、191篇入選論文的作者，13家知名出版單位、一流學術期刊代表，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學生、媒體人士及經濟學愛好者近千人齊聚上海交通大學，共同參加這一年度經濟學盛會。

在開幕式中，來自學界的代表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講及圓桌分享。

01

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個體、組織和社會的影響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釗作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響：個體、組織與社會》的主旨演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釗作主旨演講

陳釗的研究視角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實證影響分析，區別于純理論推演和工具應用指導兩類研究，通過大量實證數據呈現其在經濟社會中的實際作用。

其三維分析框架（個體—組織—社會），從使用者個人、所在企業組織到全社會范圍，系統梳理AI的連鎖影響。他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提升個體效率、賦能組織協作、重塑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同時，也帶來了認知依賴、創新趨同、就業沖擊及存在隱形社會偏見等多重挑戰。

個體層面研究發現，效率提升與潛在風險并存。生成式AI對認知任務影響顯著，其中常規認知任務（如文獻整理、會議記錄、客服話術）的效率提升效果尤為突出，非常規認知任務則因目標清晰度呈現差異化效果，目標明確的任務（客觀題答題、簡單編程）輔助效果好，復雜判斷類任務（創新學術研究、復雜醫療診斷、理財顧問）難以有效替代人類。

同時，個體差異呈現分化趨勢：常規任務中AI可縮小個體能力差距，復雜任務中AI素養（批判性整合、揚長避短能力）成為關鍵，能力強的個體表現差距會被拉大。

陳釗在演講中表示，長期過度依賴生成式AI易產生“認知債務”，導致獨立解題、深度思考、論證推理能力下降，還可能高估自身能力；同時AI可提供情感支持與心理干預，對部分心理障礙群體效果顯著，但存在人際情感替代局限和社交參與降低的風險。

在推進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的過程中，必須重視培養公眾的人工智能素養與批判性思維，始終確保人類在認知與決策中的主導地位，并建立相應的安全意識。未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僅是技術演進的過程，更是關于人機協作如何平衡、人的主體性如何維護，以及社會價值如何建構的深層命題。

組織層面研究發現，協作增效與創意挑戰共生。生成式人工智能顯著提升組織協作效率，可輔助團隊快速達成共識、協調會議安排，甚至通過扮演“魔鬼代言人”角色避免盲從，降低決策風險。但存在創意趨同隱患，團隊成員若機械依賴AI，因訓練語料的同質性，會導致產出多樣性下降，對創意設計類工作造成負面影響。

使用AI將對企業發展產生雙重影響，任務與AI匹配度高的企業易實現效率提升和市值增長；大語言模型降低了小企業AI應用門檻，推動企業擴張、風險預測優化和業務波動降低。

社會層面研究發現，結構重塑與雙重影響交織。AI讓勞動力市場面臨重構，與傳統技術沖擊低技能勞動者不同，生成式AI主要影響中高技能認知型勞動者，高學歷高薪酬白領受沖擊更大；新員工招聘減少，資深員工因與AI的互補性需求增加；整體就業影響因替代效應與創造效應相互抵消而相對有限。

社會偏見呈現兩面性。可避免性別、職業等顯性偏見（如AI圍棋教師教出的男女學生水平無差異），但預訓練語料中隱藏的隱性偏見（如對非裔英語使用者的定罪偏見）可能引發新的公平問題。

輿論影響具有雙刃劍效應。AI憑借嚴謹論證和個性化表達，在政治宣傳、公共衛生科普等領域說服效果顯著，但AI生成內容的真實性難以辨別，可能擾亂輿論生態，反而可能提升主流新聞機構的公信力。

論文結論是，生成式AI的影響核心取決于使用方式。合理使用可提升效率、優化服務，濫用則可能引發認知退化、創意萎縮、社會公平等問題。AI素養成為核心競爭力，包括批判性思維、邏輯驗證能力、安全意識（警惕AI幻覺）等，人文社科素養在AI時代愈發重要。人機協同應堅守“人為主導、AI輔助”原則，漸進式采納AI功能，保障人類認知的主導權，避免主次顛倒。AI的未來發展不僅是技術問題，更關乎人類社會價值選擇，需多學科協同，兼顧效率提升與人文關懷，實現有益、安全、公平的健康發展。

02

平衡學術研究與政策影響的關系

圓桌論壇聚焦探討“如何平衡學術研究與政策影響的關系”，5位與會專家陳斌開、陸銘、王鵬飛、魏楚和林建浩結合自身經歷和個人感悟，從研究議題、理論方法、案例實踐與人才培養等多角度展開討論，共同剖析經濟學研究的現實困境與發展路徑。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認為，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本應相輔相成，好的政策研究必須以扎實的學術研究為基礎，既反對脫離現實的純學術研究，也反對缺乏學術支撐的政策研究。二者的核心矛盾并非本質對立，而是在當前學術評價體系下，期刊論文發表導向與政策影響需求脫節。

當前國內外主流學術期刊存在強調方法精確性的傾向，經驗研究片面追求因果識別，理論研究越來越傾向于復雜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有時反而對復雜的現實難以刻畫，而方法簡單思想穿透性強的論文則不多見。在中文發表中，大量論文陷入技術雕琢，缺乏對中國重要經濟問題的關注，甚至脫離制度背景與政策摩擦，用無摩擦模型分析原來由轉型期政策扭曲引發的問題，政策建議往往是用加強管制來解決本來由不當管制造成的問題。

學術界存在對重大政策文件關注不足的現象，經濟學研究者甚至沒有完整讀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等關鍵政策文件，導致研究選題與國家核心政策需求脫節，難以形成有效的政策影響力。

對年輕學者而言，興趣與關懷應優先于生存焦慮，若年輕時不積累對現實問題的研究熱情和相關知識，中年后難以形成持續的研究動力；學術期刊與高校作為行業引領者，應主動承擔責任，改變現有選題標準，為關注重要現實問題的研究提供更多方法上的包容性，為青年學者勇于創新和服務國家的研究提供更多空間。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王鵬飛教授認為，強調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學術研究聚焦長期、根本性、普遍性問題，核心目標是梳理基本事實、拓展認知邊界、提煉邏輯自洽的原創理論，需接受同行嚴苛評議，學術期刊是其核心評價載體，部分論文甚至需要8—9年打磨才能發表，是經濟學研究的底層基礎。

政策研究則具有鮮明時效性，聚焦當下具體政策相關問題，需快速提供可行的突破方案，不能等待學者收集足夠數據檢驗假說，且理論模型中可行的方案在現實執行中可能因摩擦差異而失效——經濟學雖已將部分摩擦引入主流理論，但理論摩擦與現實摩擦仍有區別。

他指出，不應要求所有研究都指向政策應用，經濟學需要“形而上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如新古典經濟學的無摩擦模型，雖不直接對應現實，卻如同物理學真空實驗，為分析有摩擦的經濟問題提供參照系和理論基石。

同時，重大政策與學術研究可相互促進，2008年金融危機推動非常規貨幣政策研究、諾德豪斯氣候經濟學研究催生相關政策、本?伯南克兼具學者與央行行長雙重身份且成效顯著等案例，均證明了二者的協同價值。

他建議年輕學者應立足比較優勢，數學功底深厚、擅長抽象思維的可專攻理論研究，觀察力敏銳、關注現實的可聚焦政策相關研究，無須強求全能，避免將二者對立。此外，其所在院校也通過跟國際著名期刊設立專刊等方式，推動中國重大政策性課題的學術研究，促進二者深度融合。

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院長魏楚教授認為，經濟學研究的初心是“經世濟民”，解釋世界、解決民生問題。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銜接不足，根源在于部分學術研究過度注重技術細節，忽視數據來源的真實性與問題的現實意義，很多研究依賴二手數據，未深入了解數據生成邏輯與口徑差異。

學術界對現實問題的響應存在明顯滯后性：產業界發現問題后，政府部門通常在半年至一年內啟動應對，而學術界往往在政策出臺后才開始選題研究，滯后1—2年，難以發揮前瞻性政策影響。

高校學術機構相較于政府智庫，具備三大比較優勢：完整的理論體系支撐、對各國經驗的系統認知、更嚴謹的實證研究方法，能夠通過數據與科學方法驗證或證偽政策假說。

在人才培養方面，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對博士生提出鍛煉“五個一”能力：一是能上一門基礎課或專業課，二是能在本領域頂級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三是能撰寫基金申請書，四是能將15000字的學術論文轉化為便于決策者閱讀的3000字內參或1500字簡報，五是能將科學研究發現轉化為普通民眾通俗易懂的科普文字。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長林建浩教授認為，在宏觀經濟等特定領域，學術問題與政策問題高度統一、相互促進：盧卡斯等人的預期理論突破推動了政策變革，而政策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又成為理論創新的契機，二者不存在本質矛盾。

他同時指出一些問題。

首先，學術研究向政策轉化面臨三大難點：一是對政策約束條件理解不足，忽視中國政治經濟體制與國際的差異，以及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在現有理論訓練中缺乏相關內容；二是對政策目標的動態變化把握不準，教科書式的目標認知難以適配不同階段的政策優先級；三是話語體系差異顯著，學術研究的專業表述難以直接轉化為政策制定者易懂的語言。

其次，當前經濟學研究存在脫離實踐的問題，學者對具體改革問題（如土地制度改革）和行業動態（如AI產業發展）的了解浮于表面，缺乏深入企業和基層的調研，這與學術評價體系未強調現實問題解決能力密切相關。

他建議，年輕學者應扭轉“數據跑結果、結果編故事”的研究慣性，從真實問題出發開展研究；在職業發展中應明確分工，根據自身優勢選擇基礎理論研究、政策研究或交叉領域。

4位嘉賓一致認為，經濟學研究必須立足真實世界，服務國家戰略與民生需求，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核心是打通“問題識別、學術支撐、政策轉化”的鏈條，而非對立割裂。年輕學者應堅守研究興趣與現實關懷，高校、期刊與學術機構需共同優化評價體系，為兼具學術價值與政策意義的研究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

03

地緣經濟學與全球新秩序

本屆年會的重磅環節“海聞講座”，也邀請到國際宏觀和貿易經濟學家金刻羽教授開展題為“地緣經濟學與全球新秩序”的精彩演講。

金刻羽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地緣經濟研究所所長，此前長期擔任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終身教職，主要研究方向為全球化和中國經濟，研究領域橫跨全球宏觀經濟、國際金融與地緣經濟戰略，擅長以跨國視角解析中國經濟與全球治理的互動。她曾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國際知名經濟學期刊發表多篇關于國際宏觀經濟和中國經濟的文章，并為《金融時報》《財信雜志》等國內外知名媒體撰寫專欄，兼具政策影響力與市場洞察力。

講座伊始，金刻羽教授開門見山地指出，過去40年的國際“超全球化”時代主要由經濟發展推動國際政治格局。當前形勢卻出現逆轉，政治力量正在深刻塑造經濟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基于現狀構建理解世界的理論框架，顯得尤為重要。

當前，地緣政治邏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滲透并主導經濟決策，地緣政治風險帶來的不確定性已直觀地反映在通貨膨脹加劇、資本市場波動等經濟現象中。她通過詳實的數據分析總結出了一系列關鍵特征事實：盡管全球貿易面臨地緣風險加劇、制裁工具使用頻率上升等“分裂信號”，但全球化整體仍展現出超預期的韌性；盡管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和保護主義措施，世界對中國的依賴指數仍舊在攀升。

她指出，在當今深度互聯的“網絡”世界中，國家在貿易網中的重要性不僅取決于生產規模大小或所在地，更在于其在全球生產、貿易與知識網絡中所處的“樞紐”位置。相關統計數據表明，盡管面臨外部壓力，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中心節點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中國不僅是眾多“卡脖子”環節中關鍵原材料和制成品無可替代的供應者，其龐大的市場也成為連接全球貿易的重要樞紐。并且，中國對進口中間品的依賴度呈現顯著下降趨勢，體現出供應鏈自主性的不斷增強。

她強調，在當前全球格局中，“不結盟”或“中間地帶”的中等規模國家正扮演著日益關鍵的“連接者”角色。在地緣政治集團間貿易有所弱化的趨勢下，這些國家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和吸納多方投資，正漸漸成為維持全球經貿往來的重要緩沖區。這不僅構成了全球化“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意味著世界格局并非簡單的“兩極化”，而是呈現出更復雜的多中心網絡形態。

針對未來競爭邏輯，金刻羽教授指出，未來的技術競爭核心邏輯正在從追求“技術壟斷”轉向發展“技術擴散與應用能力”。她以太陽能光伏、電動汽車等產業為例，指出中國憑借規模制造、成本創新和快速應用的優勢，在推動技術普及、降低全球成本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種“擴散能力”所帶來的全球影響力，可能超越單純的技術源頭創新。她警示，保護主義和技術封鎖往往適得其反，非但難以遏制知識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自然流動，更可能激發目標國家的自主創新，并加速形成替代體系。

最后，金刻羽教授總結，目前全球化正經歷深刻重構，并展現出非凡的韌性。面對地緣經濟新格局，各國的戰略重點應是鞏固和增強自身在全球網絡中的樞紐性與連接性，并發展成為具備強大技術擴散能力，能深度增益全球體系的核心節點。歷史經驗與未來趨勢共同指明，保持開放與合作，仍是實現可持續增長與共同繁榮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