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除非綁死歐日韓，否則獨自對上中國，美國這一仗鐵定贏不了

美媒終于“清醒”了！

但似乎方向有點偏。

日前，《紐約時報》發布一篇文章，其核心觀點，就是美國必須把歐洲的德國、法國，亞洲的日本、韓國這些盟友，用鐵索連環一樣死死綁在自己的戰車上。

但美國借此對付中國，也沒有勝算！

一、美霸的恐慌

這篇文章罕見地用一種近乎冷酷的務實口吻，戳破了一個長期以來很多人心照不宣、但美國戰略界不太愿意公開承認的現實：美國的絕對主導地位，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今天，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區，已經不再是“理所當然”。

它把“盟友體系”從錦上添花的背景，直接提到了“生死攸關”的核心戰略資源高度。

說白了，文章認為，沒有歐日韓的全面、深度、甚至是被迫的協同，美國獨自應對中國，將是一場極其艱難、甚至可能失敗的豪賭。

那么，為什么是歐日韓？

首先看工業能力和供應鏈。中國的制造業規模，特別是造船、新能源、通信設備等關鍵領域，已經形成了令人生畏的集群優勢。

特別是中國在高端船舶制造和綠色能源裝備的全球市場占比與產能釋放速度，繼續保持著強勁勢頭。

美國雖然在高精尖芯片設計、部分軍事科技上領先，但現代大國競爭不僅僅是幾件尖端武器，更是龐大、堅韌、能夠快速修復和補充的工業體系的對抗。

況且，美國本土的制造業空心化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了，而歐洲的精密制造、日本的材料與核心零部件、韓國的半導體與造船，恰恰是彌補美國工業短板、構建一個“去中國化”或“弱依賴中國”的替代供應鏈不可或缺的拼圖。

而中國背靠歐亞大陸，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門類和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之一。

美國要實施任何形式的長期競爭或遏制，都需要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線擁有牢固的支點。

歐洲和日韓，不僅提供了前沿的軍事基地、情報監聽站，更重要的是，它們本身就是巨大的消費市場和資本技術來源。

如果這些盟友在關鍵問題上搖擺，比如不愿跟進對華最嚴厲的技術封鎖，或者在對華貿易上留有余地，那么美國精心構建的“戰略包圍圈”就會出現致命的缺口。

但現在的真實情況是，這些盟友自身的利益考量，與華盛頓的“戰略優先級”并不總是百分百重合。

再進一步地說，雙方不合就是錢的問題！

無論是維持在西太平洋的前沿軍事存在，還是推動昂貴的新技術研發競賽，比如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或是補貼本土制造業回流，都需要天文數字般的資金投入。

讓盟友共同承擔成本，對華盛頓的財政和戰略可持續性而言，都至關重要。

如果變成美國獨自承擔絕大部分成本和風險，而潛在對手中國卻能整合整個東亞乃至更大范圍的經濟資源，這場競賽的天平會如何傾斜，明眼人心里都有一本賬。

所以，《紐約時報》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在給美國政府獻策，不如說是在大聲拉響警報：

醒醒吧，那個美國振臂一呼、全球景從的時代過去了?，F在，你必須用力地、甚至有些不擇手段地去“綁定”你的盟友，因為他們是你在新棋盤上為數不多、但分量足夠的“重子”。

可美盟友們已經越來越不甘于做棋子了！

二、 “提線木偶”的自主意識正在蘇醒

美國部分戰略精英的想法，似乎是想用一道道“鎖鏈”，把歐日韓牢牢固定在美國主導的軌道上，確保在對華戰略上同進同退，步調絕對一致。

從華盛頓的角度看，這似乎是“最優解”。

比如，通過北約的集體防御條款和“核保護傘”，美國深度嵌入了歐洲的安全架構；通過美日、美韓同盟以及“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機制，美國在亞洲前沿部署了重兵。

在技術上，通過出口管制清單、實體清單，以及聯合研發項目，美國試圖主導關鍵技術的流向與合作網絡。

在金融和經濟上，美元體系和一系列雙邊、多邊貿易協定，構成了復雜的利益捆綁。

這套組合拳的目的，就是讓歐日韓在面臨“選邊站”的壓力時，考慮到“脫鉤”或背離美國戰略的代價高到無法承受，從而不得不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走。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可能骨感。

美國的“綁死”策略至少面臨著三重巨大的、而且是日益增大的挑戰。

第一重，是經濟利益的深刻撕裂。

中國是歐盟、日本、韓國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貿易伙伴。

以汽車產業為例，德國三大車企在華銷量占其全球份額舉足輕重；日本的精密儀器、化工產品，韓國的芯片、顯示屏，最大的買家往往都是中國。

因此，當美國要求盟友“硬脫鉤”或進行廣泛的技術斷供時，實際上是在要求這些國家的龍頭企業“自斷臂膀”，承受巨大的營收和利潤損失，甚至可能永久性地丟失市場份額。

這種切膚之痛，能靠“共同價值觀”或安全承諾完全彌補嗎？很難。

最近一兩年，歐洲和日韓的商界領袖、行業團體對本國政府游說壓力增大，要求在對華經濟政策上保持“務實”和“戰略自主”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公開。

第二重，是安全焦慮的“溫差”與戰略自主的萌動。

歐洲的核心安全關切，目前首要仍在東翼，即如何應對俄烏沖突后的歐洲安全格局。

對于“印太”事務，歐洲國家有參與的興趣，但投入的決心和資源是分層次的，法、德等大國與部分東歐國家的看法也存在差異。

日本和韓國雖然在地理上更貼近矛盾焦點，安全上對美依賴更深，但它們也同樣面臨困境：過度緊隨美國對抗中國，不僅會嚴重損害經濟，還可能將自身直接推向軍事沖突的最前線，這是它們極力想避免的。

所以，近些年，日韓一方面強化與美國的同盟，增加防務開支，另一方面也在努力維持與中國的溝通渠道，避免關系徹底破裂。

這種“兩頭下注”或尋求平衡的姿態，本身就是對美國“綁死”策略的一種本能抗拒。

德國總理在2025年12月的一次公開講話中，再次強調了歐洲必須在“伙伴關系與系統性競爭”之間找到平衡，要成為“地緣政治的行動者，而非棋子”，這席話就很能說明問題。

第三重，是“技術鐵幕”的副作用。

美國試圖通過嚴格控制高端芯片制造設備、設計軟件等對華出口，來扼制中國科技升級。這確實給中國相關產業帶來了短期困難。

但這一舉措也嚴重沖擊了荷蘭阿斯麥（ASML）、日本東京電子、韓國三星和SK海力士等盟友企業的商業利益。

更深遠的影響是，它迫使包括歐洲、日韓在內的國家和地區，深刻反思關鍵技術供應鏈的自主可控問題。

歐盟推出了自己的《芯片法案》，加大本土半導體產業投資；日本和韓國也在尋求減少在特定領域對美國的單一依賴。

這種“反思”和“自主”的努力，從長遠看，恰恰松動美國試圖建立的、以其為中心的技術霸權體系。

更直白地說，“綁死”的結果，可能不是更緊密的依附，而是催生出更多的“離心力”。

說到底，《紐約時報》這篇“盛世危言”，反映的是美國戰略界一種深刻的集體焦慮。

但贏得競爭的關鍵，最終可能不在于你能捆綁多少盟友，而在于你能提出怎樣一種更具吸引力的愿景，能創造出多少共同發展的機遇，能讓盟友在追隨你的過程中，真實地感受到安全與繁榮的增益，而非犧牲與風險。

中國一直強調和平發展，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對于歐日韓等經濟體而言，與中國的關系并非“零和游戲”，合作的一面與競爭的一面始終并存。

在全球多極化的大潮下，美國獨霸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要么學會在新的格局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要么可能被時代的洪流無情沖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