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白皮書：社會科學家是否關心其研究的社會影響？

2025年12月8日，知名出版機構Sage發布《社會科學家關心他們是否會產生社會影響嗎？》（Do social scientists care if they make societal impact?）白皮書。

該白皮書基于對全球96個國家1800多名社會和行為科學（SBS）研究人員的問卷調查，揭示了他們追求社會影響的個人抱負與主導其職業生涯的現行體制激勵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研究發現，盡管研究人員普遍懷有在學術圈外推動社會改變的堅定承諾，但許多人感到其目標與大學設定的激勵和獎勵機制嚴重脫節。

該白皮書指出，在科研經費緊縮和政策需求多變的背景下，理解研究人員追求社會影響的深層動力變得尤為關鍵。

與此同時，全球范圍內正涌現減少過度依賴引用次數來衡量的變革浪潮。例如，《萊頓宣言》（Leiden Manifesto）倡導對研究指標進行質性評估，并定期審查體系以防止操縱。《科研評估宣言》（DORA）則敦促機構超越基于期刊的指標，認可更廣泛的學術貢獻形式。

在大學層面，許多機構開始調整學術績效評估方式，使終身教職和晉升流程與自身使命更好結合。例如，馬里蘭大學心理學系將開放科學列為終身教職評審標準；倫敦大學學院通過實施“學術職業框架”（Academic Careers Framework）和“負責任使用文獻計量政策” （Responsible Use of Bibliometrics Policy），強調專家判斷與評估多樣性。“HukletricsHSS”等項目正指導大學開發符合其價值觀的影響力指標。

中國的相關政策已禁止在招聘和資助決策中簡單使用期刊影響因子，一些非洲機構則將社會承諾作為晉升關鍵標準。

在國家層面，學術評價體系也在演進。英國的研究卓越框架（REF）正進行改革，預計2029年的新框架將更強調社會影響和研究文化。全球研究理事會（Global Research Council）的報告也指出，評估范式正向更注重塑造未來研究體系的“形成性評估”轉變。

該白皮書同時坦言，盡管取得進展，學術界仍難以完全擺脫對量化指標的依賴。但正如文獻所言，不存在完美的評估方法，真正“重要”的價值并非總能被量化。所以改善研究生態的下一步，應從研究的起點——研究人員本身開始，深入理解驅動他們研究的動力，以及他們如何感知來自同行與機構的評價和獎勵。

基于此，Sage開展了本次調查，主要發現概述如下：

1.研究人員重視社會影響，但不確定同行與領導是否同樣重視

研究人員個人最看重研究的社會影響（平均評分4.3，總分5分），但認為同行（4.0）和機構領導（3.8）的重視程度較低。

92%的受訪者同意“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但認為同行和領導層同意此觀點的比例分別降至76%和68%。

66%的人表示自己會花時間確保工作應用于學術界之外，但認為同行會這樣做的比例僅為45%。

2.學者重視學術傳承，但未感受到管理層的同等熱情

91%的受訪者同意“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建設并推動未來研究”，87%認為同行同意，但僅71%認為領導層同意。

許多受訪者感到，學術與行政角色存在天然張力。學者轉型為管理者后，其關注點會從純粹的學術貢獻，拓展至機構聲譽、資源競爭等更宏觀的戰略考量。這種視角差異易被誤解為價值觀背離，實則反映了高等教育中兩類角色不同的責任維度。促進理解與對話對化解認知分歧、保障機構長遠發展至關重要。

3.相比職業晉升，研究人員更看重研究本身的影響力

當被問及是否同意“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職業晉升”時，僅55%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同意，但認為同行和領導層同意的比例分別高達78%和69%。

這一結果與“優于平均效應”的認知偏差相符。相比之下，研究人員更關心研究對社會和學術文獻的外部影響。這表明多數研究者自視為創造社會價值而工作，而非僅為職業晉升。將社會影響力更系統地納入職業晉升體系，是彌合這一認知與制度差距的關鍵，但目前全球進展不均，在美國尤為滯后。

4.對“聲譽”指標的認知差異，導致終身教職評審中的緊張關系

研究人員認為，期刊在學科內同行中的聲譽比期刊影響因子更重要，并認為同行也大致如此。然而，他們感到大學管理層更看重引用量等量化指標，而非學科聲譽。

這種認知差異不僅體現了學術評價體系的內在矛盾，更實質性地影響著研究人員的職業選擇。學者們常陷入策略性困境：是投稿給深受同行尊重的期刊，還是投稿給被認為更受晉升委員會青睞的期刊？這反映了機構激勵與學術共同體價值標準之間的錯位。

5.學術圈外應用研究成果所獲回報有限

30%的受訪者表示，其機構對在學術界外應用研究成果“完全沒有獎勵”。即便是最常見的獎勵方式——“終身教職與晉升”，也僅有37%的人選擇。

跨國對比明顯：美國受訪者中48%認為其機構通過晉升獎勵外部影響，而在英國該比例僅為32%。開放評論顯示，常見的抱怨包括：獎勵機制不清晰、承諾未落實、獎勵僅停留在口頭表彰（如祝賀郵件）等。這暴露出現行學術激勵機制對社會影響力的認可仍缺乏實質性、制度化的支持。

6.演講或講座是向學術界外傳播成果的最主要方式

向非學術受眾傳播研究成果的最常見方式是演講或講座（61%），其次為出版專著或章節（52%）。一定比例的研究者會與企業（46%）、非營利組織（44%）及政策制定者（44%）互動，而這類互動被文獻證實最有可能產生社會影響。

不同學科的傳播方式與其最相關的社會實踐領域高度吻合，例如商科研究者多與企業互動，政治學、經濟學研究者則更常接觸政策制定者。

結論與建議

該白皮書指出，外部影響力對大多數社會和行為科學研究人員至關重要，92%的人將改善社會視為工作的終極目標，這構成了連接嚴謹研究與現實政策實踐的鼓舞人心背景。

然而，研究人員并未感到機構領導或同行給予同等重視，其跨界努力也常得不到持續回報，這可能削弱科學本應發揮的社會作用。

因此，該白皮書認為，未來的努力應超越對研究者個體的溝通技能培訓，轉而聚焦于構建和完善連接研究者與其同行、機構乃至更廣泛支持網絡的體系、結構與關系。例如，讓研究者意識到他們并非孤軍奮戰，可促進合作，在經費緊縮時期展示科學的投資回報。

此外，認識到社會影響力對教職人員的巨大激勵作用（甚至可能超過晉升），應推動大學招聘、終身教職與晉升流程的實質性改革。研究型大學雖將“應對社會挑戰”寫入使命，但評估體系卻仍未充分認可相關的非傳統學術成果。將外部影響力納入教師評估，是使評估實踐與大學使命及學者價值追求保持一致的關鍵。

該白皮書最后總結，要促使研究更有效地造福社會，出版商、大學、資助機構等各方必須協同努力。從各方動機出發——大學的公共使命、資助機構的公益追求、研究者的個人價值——將是推動這場必要變革的堅實起點。

資料來源：

SAGE. Do social scientists care if they make societal impact? https://www.sagepub.com/docs/default-source/corp-comms/do-social-scientists-care-if-they-make-societal-impact.pdf.

[本文為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本文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國際前沿”課題組成員整理，課題組負責人張永軍，編輯劉強，內容僅供參考。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可下載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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