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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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世界經歷深刻而復雜的“特朗普沖擊”。特朗普發動所謂對等關稅擾動全球經濟;美歐同盟關系在巨大不確定中產生結構性裂痕,歐洲陷入前所未有的戰略彷徨。2025年,全球南方國家展現積極發展態勢,在世界經濟、綠色轉型和科創領域合作進一步加強。文匯報邀請三位國際問題專家,評析國際形勢的變與不變,探求不確定世界的突圍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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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德國總理默茨、法國總統馬克龍、芬蘭總統斯圖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以及北約秘書長呂特。新華社發
隨著特朗普攜“美國優先”“戰略收縮”和“盟友交易化”戰略重返白宮,歐美關系在巨大不確定中產生了結構性裂痕。歐洲深陷不安與焦慮,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彷徨,以及對現實的深刻無奈。
三重沖擊:歐美同盟關系動搖
在歐洲安全、軍事與烏克蘭問題等核心領域,美國政策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從“保障者”轉向“交易者”:要求歐洲北約盟國提升軍費至5%,公開質疑北約集體防御承諾,對俄烏沖突則從原來全方位主導和援烏耗俄,轉向將“盡早結束戰事”、與俄羅斯重建穩定關系核心關切。
此外,特朗普政府將歐洲工具化:一方面創立了“美國出槍、歐洲出錢”的援烏新模式,要求歐洲盟友承擔全部武器采購費用,反哺美國軍工業;另一方面,屢次繞開歐洲直接與莫斯科磋商和平方案,其提案內容常被指漠視歐洲的安全邊界。歐洲驚恐地意識到,在烏克蘭停戰與關乎本土命運的安全議題上,自己正面臨日益被邊緣化甚至“不上桌”的風險,尤其是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模糊了對俄羅斯威脅的定位,使歐洲深陷被戰略拋棄的恐懼之中。
在經貿領域,歐美被“不平等”地深度捆綁。特朗普政府所謂對等關稅政策對歐極限施壓,迫使歐盟簽署了歐美經貿史上鮮見的“不平等”協議:歐盟承諾取消對美工業品關稅,但對美出口卻要被課15%的關稅,并承諾采購美國7500億美元的能源、軍火與芯片,同時允諾6000億美元對美投資。協議廣受詬病,被認為加深了在關鍵供應鏈和能源領域對美依賴,損害歐洲戰略自主,犧牲關鍵產業利益。
在價值觀領域,歐美精神基石崩塌。從年初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安會上對歐洲內部事務尖銳抨擊,到年末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用“文明衰退”審視歐洲,美國官方公然拋棄了長達數十年的美歐“共同價值觀”同盟基石。報告彰顯歐洲在美戰略地位中被邊緣化,不再視歐盟為天然伙伴。美國反而推崇歐洲極右翼政治力量,視其為合作對象,這標志著美國開始從內部視角評判、分化歐洲,對信奉進步主義與自由國際主義的歐洲主流精英構成了釜底抽薪式的精神打擊。
掙扎與彷徨:歐洲困頓與兩難
面對特朗普政府的三重打擊,歐洲的反應充滿了掙扎、無力與迷茫。
首先,歐洲深陷“戰略自主和對美依賴”悖論之中。在安全領域,歐洲既因對美信任赤字空前渴望戰略自主,又苦于長期疏于軍備無法擺脫對美深度依賴。一方面,歐洲各國大幅增加軍費;歐盟發布《歐洲防務白皮書》,緊急啟動8000億歐元的“歐盟再武裝”計劃;積極推動聯合軍購、籌建獨立情報體系,甚至討論建立“歐洲版核保護傘”的可能性。歐洲議會亦通過建立“軍事申根區”的決議,旨在提升內部兵力投送能力,以備最糟的情形下“美國可能不愿介入”與俄發生潛在沖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歐洲在軍事上尤其是情報和戰場態勢感知等關鍵領域高度依賴美國,增加的國防預算很可能最終流向采購美國高端裝備。此外,巨額軍費擠占福利支出引發民怨;法德等國嘗試恢復義務兵役制,卻遭遇僅約三分之一民眾愿為國而戰的冷漠現實。
在關鍵的烏克蘭議題上,悖論則外化為道義、戰略與能力的三重泥潭。一方面,歐洲深知,一旦烏克蘭因美國撤出軍援而崩盤或接受美式“投降結局”停戰安排,不僅此前援烏抗俄的敘事將被終結,地緣安全也將直面俄羅斯壓力。因此,歐洲領導人一再力挺烏克蘭,并試圖組建“志愿者聯盟”。另一方面,歐洲又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尖端作戰系統還是常規彈藥產能,都無力填補美國可能留下的空白。這種“有心無力”的狀態,使得歐洲面對美俄越頂外交時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在經貿領域,近年來,歐經濟復蘇乏力,德國、意大利等出口大國經濟出現萎縮,歐洲在貿易談判中因缺籌碼步步退讓,從最初追求零關稅,到爭取10%,最終被迫接受15%的稅率。這種深度的結構性依賴,使得其“捍衛經濟利益”的雄心,在現實中不得不讓位于飲鴆止渴似的止損策略。
其次,歐洲內部深度分化與美國“楔子戰略”拆臺使歐洲難聚合力。歐洲政壇日益碎片化和右傾化,法德領導力趨弱,各國利益和優先選項的差異,使得歐洲內部凝聚力嚴重缺失,美國政府敏銳地利用并加劇了這種分裂,貶損歐盟、抨擊法德。通過公開支持德國選擇黨和匈牙利歐爾班政府等右翼勢力,從內部挑戰主流執政聯盟和歐盟的合法性、權威性;又頻繁運用反復無常的“交易型”外交和“楔子”戰術,進一步侵蝕了歐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基礎。
最后,歐洲在西方價值認同嬗變中迷航。美國的顛覆性轉向撕裂了歐洲精英認知世界的思想坐標。一部分政治力量開始向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保守主義靠攏,但更多的歐洲傳統主流政黨與社會民眾則感到迷失與憤怒,他們無法接受美國對歐洲的貶損及對極右翼的扶持,正如默茨點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歐洲價值觀指責時怒斥“我們決不能接受其中部分內容”,卻又無力阻止這一趨勢。在價值觀層面,歐洲陷入了深層的混亂和認同危機,呈現出精神分裂式的痛苦與彷徨。
互需與重塑:依賴中苦尋戰略自主
盡管裂痕加深,但美歐并未走向正式決裂,而是在一種更為功利、充滿張力的相互需要中探索新的共生模式。
美歐之間相互需要,功利性與結構性依賴并存。美國對歐洲的需要變得高度功利化:一是將其作為分攤成本和賺錢的“提款機”;二是將一個分裂、軟弱的歐洲視為更易操控和雙邊交易的伙伴;三是通過支持歐洲極右翼,培育意識形態上的盟友和國際事務上的跟班。反之,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則是結構性和生存性的:北約與美國的核保護傘仍是無可替代的終極安全依托;與美國市場的脫鉤在可預見的未來是經濟不可承受之重;即便充滿怨恨,歐洲建制派在心理上仍將美國視為必須維系、甚至需要諂媚的“最終擔保人”。
歐洲苦尋身份定位,儼然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荊棘之路。它必須在矛盾中推進兩項艱難任務:一是加速推進務實而非口號式的“戰略自主”,特別是在防務工業與關鍵數字技術上構建“自主可控”的底線能力。二是學習以“條件性伙伴”而非“天然盟友”的身份,與美國進行冷酷、精明的利益博弈。這意味著歐洲必須徹底拋棄對美國的幻想,坦然接受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并嘗試在大國夾縫中,尋找那狹窄且充滿風險的戰略周旋空間。
總之,當下的歐洲正經歷著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全面考驗。美國的沖擊無情地暴露了歐洲的內在脆弱與深刻分裂,而歐洲的回應則充滿了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決心與能力的脫節。現實出路既非“完全依賴”,亦非完全“戰略自主”,大概率在充滿彷徨、無奈、妥協與抗爭中,艱難地探尋和拓展自主行動的邊界。歐洲能否將這場深刻的危機轉化為戰略覺醒的真正契機,不僅關乎其自身命運的沉浮,也將深刻塑造未來全球秩序的輪廓。
(作者系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上海歐洲學會會長)
原標題:《丁純:歐洲面臨前所未有戰略彷徨》
欄目主編:劉暢 文字編輯:劉暢
來源:作者:丁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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