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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胡曲園先生誕辰120周年。他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奠基人與首任系主任。近日,復旦大學舉行紀念胡曲園先生誕辰120周年座談會,胡曲園弟子及后輩學者齊聚一堂,共憶大師學術精神與建系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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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曲園(1905—1993),湖北江陵人。原名胡庭芳,“曲園”系國畫大師齊白石為他治印時所起。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德文系。起初他以為“只有文藝才能把生活中最真實的東西無所掩飾地揭露出來”,將文學視為救國救民的武器。
在北大濃厚的民主氛圍里,李大釗講授的唯物史觀課程和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讓胡曲園逐漸對哲學產生濃厚興趣。1927年4月,李大釗被捕犧牲,這件事成為他思想的重要轉折點。“每一個對人類事業(yè)懷有熱忱的人,都應該踏著先烈的血跡前進。”他毅然從文學轉向哲學,開始系統(tǒng)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并投身社會斗爭。
抗戰(zhàn)前,他和艾思奇一起在上海參加地下哲學小組的活動,小組每活動一次就要換個地點,以避開國民黨特務的耳目。“當時我們的活動是冒風險的,但對學習哲學的興味很濃。艾思奇同志寫《大眾哲學》每寫一篇基本上都在小組里討論過”。
1949年上海解放后,胡曲園迎來了學術與教育生涯的黃金期。1955年,他在復旦創(chuàng)辦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班;1956年,在研究班的基礎上,他正式創(chuàng)建了復旦大學哲學系,并長期擔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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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曲園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研室教師合影
胡曲園指出,哲學的“抽象不是空洞,而是揭示事物的普遍本質,它作為時代的精華,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方向盤。”在他看來,拋棄教條習氣,學會用馬克思的辯證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鍵。
1957年,他明確提出“對立統(tǒng)一是辯證法的核心”,反對蘇聯(lián)教科書體系對斗爭性的片面強調;1978年,他發(fā)表《論真理沒有階級性》,旗幟鮮明地提出“客觀性是真理的唯一基礎”,成為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先聲。他直言不諱地對很長一段時間里把“唯物”“唯心”的對立看作最高準則的哲學教學展開了尖銳批判;他批評那種認為只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不必花費精力去學“過時”的哲學史的“幼稚想法”,強調學習理論要同學習哲學史相結合。
胡曲園注重馬中西哲學的融通。他認為,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哲學傳統(tǒng),不能妄自菲薄,言必稱希臘。82歲高齡那年,他發(fā)表《從〈老子〉說到中國古代社會》一文,反駁了“西周是奴隸社會”的流行觀點,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學界產生深遠影響。他提出,中國古代井田制度的公有思想,始終未曾斷裂,塑造了中國文化長期的“崇古”傳統(tǒng);他認為,互助協(xié)作、重視民生的集體記憶,為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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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曲園著,《哲學與中國古代社會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
胡曲園的一生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的一個縮影。晚年他感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確實有著一番在泥濘中跋涉的滋味。在這個過程中,我不斷得到革命導師的理論啟迪,知所遵循,知所前進。對自己把學習、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終生職業(yè),我是感到自慰的。”這番跋涉所開辟的深刻足跡,為我們今天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
《文匯學人》今摘編座談會上四位學者發(fā)言,以饗讀者。
恩師非常強調要多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1940年就撰寫《論建立民族哲學問題》等文章,維護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他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主要內容,編寫了《辯證唯物主義》講義,上課聽來感到親切,印象深刻。回想起來,復旦哲學系從創(chuàng)建時起,就存在著蘇聯(lián)哲學模式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同理念區(qū)別。他在歷史轉折的時候,提出了對蘇聯(lián)哲學模式的責疑,同時也表明了對“斗爭哲學”的懷疑。
恩師常以張居正的名句鼓勵學生:“心以積疑而起悟,學以漸博而相通”。“疑者,覺悟之機也”,能調動獨立思考。他拒絕教條主義,提倡開闊視野和知識貫通。1954年,復旦大學舉辦“教師譯著及教學成績展覽”。王造時先生將其翻譯的黑格爾著《歷史哲學》送展,有人指責這是宣揚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恩師得知此事,給上海市領導寫信,指出“如果這樣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思想對立簡單化,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恩師在創(chuàng)系初始就強調學術上的兼收并蓄和自由討論,主張學生讀書更廣一些,思想要靈活一些。他還曾經(jīng)考慮過如何從哲學上去了解自然科學,并就這個問題請教解放前寫過《自然科學概論》的盧于道教授。
——余源培(胡曲園弟子、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胡老在紀念艾思奇逝世20周年時,撰文談哲學的真正目的。他講到,在解放前夕,《大眾哲學》重印了32版,如此受歡迎,說明當時中國人是很有哲學頭腦的。哲學要思考的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影響人類生存發(fā)展的最主要問題。只有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當代社會生活,我們才能真正領會哲學的意義。他還說,一切忠于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革命者,有責任不使它同社會生活隔絕,變得停滯不前、僵化枯萎,而必須同國家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新鮮的革命經(jīng)驗豐富它,使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胡老主張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的性質。他認為,我們生活在長江黃河流域,治水的問題是中華民族生存的根本問題,但是治水不是一家一戶一個村莊就能解決的,必須“全國一盤棋”才能把水治好,這便孕育了“天人合一、天下一家”的核心理念。治水成功后,中國形成了獨特的生產方式,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便是典型。也正因如此,胡老提出,中國并未經(jīng)歷西方意義上的奴隸制。中國文化中“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民族精神,正是源于這種獨特的生產生活實踐,“君輕民重”的傳統(tǒng)也得以代代相傳。
——孫承叔(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在復旦,馬哲、中哲、西哲等二級學科間極少有門戶之見,這是胡老留下的寶貴傳統(tǒng),他本人更是馬中西融通的典范。雖然他主要從事馬哲研究,但他也研究老子、公孫龍,還寫過《形式邏輯》教材。
胡老早年剛進北大時學的是德國文學,也翻譯過海涅的抒情詩集。他的家中連樓梯上都堆滿了書,其中不乏大量德文原版著作。與我們聊天時,話題常繞不開歌德、席勒等德國文豪,天南海北無所不談。雖然他常年居家,但對外面的世界始終充滿好奇。
胡老特別強調哲學與哲學史并重、深耕經(jīng)典原著。我們入學時,復旦就已開設馬克思的《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課程——要知道,當時這部著作的譯本尚未完整出版,直到后來才有單行本和全集版,這樣前沿的課程在其他高校極為罕見,讓外校同行都十分羨慕。胡老當年為復旦哲學系埋下的,是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學術種子”——這些種子已然結出碩果,滋養(yǎng)學科長久發(fā)展。
——吳曉明(胡曲園弟子、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胡老始終勇于堅持獨立的學術見解。改革開放初期,在“兩個凡是”提出的背景下,他敢于明確提出客觀性才是真理的根據(jù),這不僅需要膽識,更需要深刻的洞見,才能在當時的社會氛圍與學術環(huán)境中,堅持和彰顯自己的學術主張。進入晚年,胡老找到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成功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研究引向深處。他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斷定,以及對中華文化中“崇古”精神持久影響力的剖析,是立足自身文化傳統(tǒng)和實踐,推進馬哲原創(chuàng)性研究的一個重要典范。
當前,世界格局正處于演變之中,主流哲學話語及其背后的理論框架也在不斷變遷與更新。學界對立足于中國深厚歷史實踐與傳統(tǒng)文化的哲學學者寄予厚望。如果說胡老是這一方向的先驅,那么后來者能否接續(xù)前行,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確實任重道遠。
——張雙利(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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