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2025年，德國在多重外來壓力下艱難謀求破局

2025年的德國和歐洲大陸一樣迫切地渴望著戰略自主，但卻從沒有像今年這樣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美國退出歐洲與改造歐洲的雙重政策，動搖著北大西洋價值聯盟的根基，動搖著歐洲的戰略自信。

年初美國副總統萬斯指責歐洲缺乏民主和自由是聯盟公開分裂的開始，年底美國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則被歐洲媒體稱為美國給歐洲的“離婚書”；俄烏沖突引發的安全危機依舊迫在眉睫，失去俄羅斯穩定廉價的能源供應，使歐洲經濟和生活體系受到持續沖擊；在全球范圍內創新力和競爭力的下降，挑戰著歐洲傳統的經濟模式和文化優越感與自尊；移民問題的高度政治化與社會身份認同危機相互交織，進一步加深了德國和歐洲各國的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

2025年5月，德國聯盟黨與社民黨組建“大聯盟政府”，弗里德里希·默茨當選總理，新政府的執政方略體現在兩個關鍵詞中：歐洲自強和經濟增長。默茨總理宣誓要實現德國經濟2%的增長，領導歐洲走向強盛，結束戰爭。他要求所有內閣成員必須熟練掌握英語，在歐洲各領域展現德國的存在，承擔起歐洲的領導角色。在特朗普政府退出支持烏克蘭之后，默茨政府推動歐洲擔負起戰爭的主要負擔。為此，他冒著加深俄羅斯仇恨德國的風險，與歐盟領導人一起強力動員歐盟各國批準用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做抵押援助烏克蘭。盡管年底的歐盟領導人峰會并沒有按默茨主張的方案動用凍結的俄羅斯2100多億歐元資金，而是決定以俄羅斯未來可能的“戰爭賠款”向烏克蘭提供900億歐元資金。有媒體稱，默茨沒能實現原定目標，遭受了重大外交挫折，但他本人滿意地認為，歐盟在他的推動下以靈活的方式支援烏克蘭，他實現了“原定目標”。

在戰爭議題之外，德國新政府外交投入顯得精力不足。對于如何塑造德國與美國、中國、印度等大國的關系，以及如何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默茨總理尚未給出清晰方案。典型的案例是，德國積極推動的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在即將簽署的時刻被叫停，因為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表示反對，布魯塞爾大街上數千的農民示威抗議。外交還不僅是談判的技術，也事關戰略。在失去美國戰略依靠、俄羅斯能源和市場、與中國之間的技術和制造優勢轉移明顯、面臨全球深刻變局的大環境中，德國如何戰略定位，如何實現破局與發展，默茨政府在回答這些重大問題時依舊沿用“去風險”的傳統話語。稍有不同的是把原來主要針對中國的“去風險”策略，也明確針對美國。分析家普遍認為，對中國的“去風險”政策已顯失效，歐洲對中國的依賴反而加深；而對美國“去風險”則不具備現實條件，歐洲缺乏相應實力。把世界主要國家視為“威脅”和“風險”，將自身治理和發展問題簡單外向歸因，這不應該是德國追求的歐洲外交戰略。

在經濟政策方面，新政府雖然采取了包括取消“債務剎車”規定等措施，通過了大筆經費預算來刺激經濟回到增長的軌道，但到目前為止效果不彰。慕尼黑經濟研究所（Ifo）預測2025年德國經濟再一次接近零增長，2026年和2027年分別增長0.8%和1.1%，這遠低于默茨總理確定的2%增長目標。與外交成果相比，新政府在經濟方面的成績乏善可陳，原本對新政府充滿期待的經濟界和經濟研究界開始對德國經濟前景擔憂。德國歷史上曾經遇到過多次產業轉型和經濟危機，但每次德國都有“破局”方案，并在危機之后能夠變得更強。2008年的金融危機沉重打擊德國經濟，時任總理默克爾就充滿信心地宣布，政府要調動國內外資源應對危機，使德國在危機后變得更強。具體做法上，德國對內加大教育科研等面向未來的投資，對外加強國際合作，與中國密切合作是關鍵一環。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幫助歐洲也是幫助中國自己”，中國總理在訪問柏林時這樣表態，并把他的訪問稱為“信心之旅”。金融危機之后，德國在歐盟各國中率先恢復增長，政府的措施奏效。

德國當前面臨著比2008年更嚴峻的經濟挑戰，然而，目前還看不出德國政府破局的行動方案，甚至還沒有看到就此展開認真的討論。零星的討論還是在已有的話語框架內進行。原因之一是默茨政府仍然被沉重的“制度對手”之類的意識形態束縛著，就連內部派系協調不力導致政策難以推行也被生硬地說成是“不同于威權政治的民主制度”優勢，為缺乏領導力尋找借口。經濟學家們還擔心，已經出臺的財政政策和投入因照顧不同黨派和選民的利益，成為“選舉贈品”，或是被繁瑣的官僚主義程序內耗，遠離了有效刺激經濟發展的本意。在國際上，德國政府仍然堅持著擴大化的“去風險”政策，由此壓縮了自己“借外力”的空間，而這樣的外力是德國發展經濟比以往更加需要的。如果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缺乏信任，合作不暢，甚至視其為“威脅”和“風險”，德國經濟要實現持續健康的增長，是難以想象的。

2025年德國在空前沉重的外來壓力下艱難前行，默茨政府的破局努力在歐洲外交領域取得一些具體進展，雖然其長期影響尚難確定，但已展現出德國在歐洲領導力的顯著上升。與此相反，新政府振興經濟的雄心還沒能激發出廣泛的信心，不僅如此，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們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信任開始動搖。德國媒體稱默茨總理是“外務總理”，表達了希望他在國內經濟和社會政策上有所作為的期待。

要保持對政府的信心，就要實現經濟的有效破局，持續增長，這將是2026年德國經濟的根本任務。德國需要的不僅是外交技巧與諸如“戰爭經濟學”之類的技術性刺激，更是戰略遠見與結構改革的勇氣；不是到處找對手、去風險，而是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破除德國外交多年積累下來的意識形態化負擔，保持與主要經濟大國關系穩定，尤其是要認識到對中國“去風險化”政策帶來的戰略風險，借助外部資源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從根本上提升德國的創新力和全球競爭力。這是其在歐洲和全球發揮領導力、塑造力的基礎。

新的一年，默茨總理計劃上任以來首次訪華，希望這將是繼2008年之后又一次中德之間的信任之行、信心之行，把兩國關系帶入平衡、信任、互利的新階段，為德國經濟振興破局，以高質量的雙邊關系賦能全球治理與發展。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上海區域國別學會會長。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原標題：《大咖談 | 姜鋒：2025年，德國在多重外來壓力下艱難謀求破局》

欄目主編：楊立群 文字編輯：楊立群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曹立媛

來源：作者：姜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