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夏天,牛久軍背著鋪蓋卷走進小集水鎮小學時,正趕上學校拆舊平房。塵土飛揚中,他看見那些磚瓦像被時間遺棄的骨骸,堆在操場的角落里。他中專數學系的畢業證在帆布包里貼著胸口,那是他離開農村的唯一船票。
“牛老師來了。”老校長握了握他的手,粗糙得像樹皮,“數學課缺人,六年級兩個班都歸你。”
教室的窗戶用塑料布糊著,風一吹,嘩啦啦響。孩子們的眼睛像深井,映著他二十二歲的臉。牛久軍在黑板上寫方程式,粉筆灰簌簌落下,像極了老家灶臺上積的灰。他常想起父親弓著腰在田里插秧的樣子,汗水沿著脊溝淌成一條條小溪。
“牛老師講課好。”三個月后,鎮教育辦主任拍著他的肩說。這話拐了幾個彎,傳到了他叔父牛德富耳朵里。
元旦前夜,牛久軍踩著自行車往叔父家去。車籃里晃蕩著兩瓶汾酒,用報紙仔細包著。牛德富在鎮黨委干了二十三年,從小辦事員熬到副書記,臉上每一道皺紋都是權力的等高線。
“小學教書沒出路。”叔父抿了口酒,瞇著眼,“鎮黨政辦缺個寫材料的,你愿不愿去?”
牛久軍喉嚨發緊。他想起數學課上教過的概率——從小學教師到鎮干部,這個躍遷的概率該是多少?他算不出來。
“我……能行嗎?”
“我說你行,你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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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春,牛久軍坐進了鎮黨委二樓最西頭的辦公室。窗外是鎮政府大院,一株老槐樹伸展著光禿禿的枝椏。他的工作是寫材料:工作總結、領導講話、匯報材料。起初他寫得生澀,那些官話套話像不合腳的鞋,硌得慌。但牛久軍聰明,他把過去的講話稿都找出來,一篇篇拆解,像解數學題一樣分析結構、用詞、語氣。
“小牛材料寫得不錯。”半年后,鎮長在會上隨口夸了一句。
這話像種子,落進了合適的土壤。牛久軍開始留意每個人的職務、關系、喜好。他學會了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該沉默;什么時候該往前湊,什么時候該往后退。他的數學頭腦在這里找到了新的應用場景——計算人際距離,權衡利害得失,求解晉升方程。
叔父的運作像精密的齒輪傳動。九年時間,牛久軍從辦事員到科員,再到副主任、主任,最后當上了鎮組織委員。三十一歲,他成了小集水鎮最年輕的黨委委員。老家父親翻修了房子,母親見人就說:“俺家久軍在鎮上當領導哩。”
權力是劑嗎啡,止痛也致幻。牛久軍開始覺得,那些曾經仰望的東西——城里人的身份、旁人的敬畏、支配資源的能力——原來觸手可及。直到劉淺淺出現。
她是那年新招的公務員,二十二歲,大學剛畢業,眼睛亮得像山澗水。牛久軍第一次見她是在黨政辦,她抱著一摞文件,手腕細白。“牛委員好。”聲音清凌凌的。
牛久軍心里那根弦,無聲地斷了。
引誘像一場精心設計的證明題。他展示自己的權力、閱歷、成熟,像孔雀開屏。劉淺淺從敬畏到崇拜,從崇拜到依戀,像數學歸納法,一步步推導出必然結論。她懷孕那天,在鎮衛生院后面的小樹林里哭,眼淚大顆大顆往下掉。
“我會處理。”牛久軍說,聲音穩得像在念文件。
他確實處理了——用叔父的關系,壓下了衛生院的第一份報告;用組織委員的身份,把劉淺淺暫時借調到縣檔案局;用多年積攢的人脈,封住了可能漏風的每一道縫隙。
除了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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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英發現那張B超單時,正在整理丈夫的西裝。紙片從內袋飄出來,像一片秋天的枯葉。她認識上面的每一個字:劉淺淺,女,23歲,早孕6周+。
她沒有哭鬧,只是把單子放在飯桌上,旁邊擺好碗筷,像往常一樣。牛久軍回家看見,筷子掉在了地上。
“離了吧。”李秀英說,聲音平靜得可怕。
老岳父是三天后知道的。這個退休的小學教師,一輩子沒跟人紅過臉,那天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夜。天亮時,他打了個電話。
摩托車撞上牛久軍時,他正從鎮政府往宿舍走。刺眼的車燈,轟鳴的馬達,然后是腿骨斷裂的聲音——清脆得像樹枝折斷。肇事者扔下車跑了,夜色吞沒了所有痕跡。
李秀英的抑郁癥是悄悄來的。起初只是失眠,后來她開始忘記關煤氣,燒水燒干了三把壺。再后來,她不認識人了,包括自己的丈夫。牛久軍把她送進市精神病院時,她回頭看了一眼,眼神空洞得像被挖走了內核。
劉淺淺辭職回了老家,聽說后來嫁了個四十多歲的鰥夫,在縣城開小賣部。她的名字成了小集水鎮的禁忌,人們提起時只交換一個眼神。
而牛久軍的腿好了,留下一瘸一拐的殘疾。叔父說:“換個環境吧。”一紙調令,他成了市招商局副局長。
新崗位像一張白紙,可以重新描畫。牛久軍瘸著腿,卻走得更快了。開發區的土地、項目、資金,都是他棋盤上的子。商人們圍上來,叫他“牛局”,遞煙敬酒,眼睛里燒著討好的火。他學會了更高級的權力運算——資源置換、利益輸送、風險對沖。權錢、權色、權權,三條函數曲線在他手中交織成繁復的圖譜,最大值不斷被刷新。
開發區主任的辦公室有整面落地窗,可以俯瞰半個城市。牛久軍常站在窗前,看樓下螻蟻般的人群車輛。他想起小學教室里的粉筆灰,想起劉淺淺的眼淚,想起妻子空洞的眼神。這些記憶像遠處的山,隔著霧,看不真切了。
專項巡查組進駐那天,天空灰得像舊棉絮。牛久軍照常主持招商洽談會,講話流利得像錄好的磁帶。散會后,秘書小聲說:“牛主任,紀委來電話,請您去一趟。”
會議室的桌子光可鑒人,映出他微微變形的臉。對面坐著三個人,中間那個年紀稍長的開口:“牛久軍同志,請談談你在開發區工作期間的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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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個個拋出,像手術刀,精準地劃開層層包裹。企業家實名舉報的材料厚得像本書,時間、地點、金額、人物,清清楚楚。牛久軍第一次發現,自己精密計算過的一切,原來都在別人的計算之中。
雙開決定宣布時,窗外正下著雨。牛久軍接過文件,手沒有抖。他走出大樓,雨點打在他臉上。沒有車等他,沒有傘撐過來。他瘸著腿,一步步走進雨里。
三個月后,有人在城郊結合部看見牛久軍。他開了間小雜貨鋪,賣煙酒零食。店里光線昏暗,他常坐在柜臺后發呆,腿邊靠著一根磨得發亮的拐杖。偶爾有顧客提到開發區的新項目,他眼神會飄忽一下,然后低下頭,慢慢擦拭柜臺——那里積著一層薄灰,怎么擦也擦不干凈。
老街坊私下說,有時深夜路過,能看見雜貨鋪里還亮著燈。牛久軍坐在那兒,面前攤著一本舊賬本,手里捏著計算器,一遍遍地按,像是要算清什么,卻總也算不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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