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帥晚年透露：若當年無西安事變，紅軍將實施“流亡計劃”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時候，陜北所面臨的困難比長征途中還要難以處理。甘北根據地縱橫有千余里，人口才四十多萬，糧食短缺的情況使得彭德懷給徐向前發電報直接感嘆物產十分貧乏，沒有辦法讓大軍長時間駐扎。更為可怕的是軍事包圍圈：東邊有閻錫山的晉綏軍，西邊有馬家軍，南邊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北邊還有胡宗南的中央軍壓過來。蔣介石得意洋洋地宣稱剿共已經到了最后五分鐘，他一邊在上海和中共代表潘漢年進行談判，一邊提出具有羞辱性的條件：紅軍要縮編到三千人，師長以上的干部都得出國。

1936年11月8日誕生了《作戰新計劃》。這是一種無奈的做法。徐向前的回憶錄中記載，中央軍委當時曾經提出：要是和蔣介石的談判出現破裂的情況，紅軍的主力要東渡黃河。然后經過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兜一個大的圈子，最后返回陜南，預計需要花費一到兩年的時間。這條路線比長征還要兇險。上一次是在西南軍閥的地盤當中穿梭，這一次得硬闖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區域。

最讓人后背發涼的是計劃的細節。徐向前在晚年透露，方案中有萬一在陜北無法待下去時，分南北兩路向華北轉移的預案。北路由徐海東指揮走綏遠，南路由彭德懷帶領突入中原。而西路軍被派往河西走廊，原本是為了造成河東紅軍與河西會合的假象，從而調動蔣介石的兵力扼控黃河。這種虛實相間的布局，如同在刀尖上布置棋局一般。

我認為這份計劃能夠體現出當時紅軍領導層的清醒以及韌性。毛澤東在制定方案的時候特別著重強調要擴大政治影響，以爭取統一戰線取得勝利。這意味著流亡并非是潰逃，而是有著具有戰略意圖的機動行為。如同下圍棋一般，看似像是舍棄棋子，實際上是為了爭奪整個棋局的大勢。

轉機出現在兩場意外的情況之中。首先是在1936年11月21日發生了山城堡戰役，紅軍將胡宗南的一個旅予以消滅，這使得國民黨軍暫停了進攻。更為關鍵的是張學良在暗中進行配合。胡宗南命令東北軍王以哲部一同協同作戰，但是王以哲卻故意緩慢地開展行動，甚至還關閉電臺不接收命令。這種在戰場上放水的狀況讓蔣介石十分生氣，這也為一個月之后的西安事變埋下了伏筆。

當說起西安事變的時候，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張學良在扣押蔣介石之前，曾經對王以哲有所感慨，覺得只有通過扣押蔣介石來逼迫他抗日這是唯一的途徑可以走。而毛澤東在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之后，一開始的反應是驚愕的情緒比喜悅的情緒更多一些。那時候紅軍剛剛經歷了西路軍的慘敗情況，如果張楊的兵諫沒有成功，蔣介石要是進行報復的話，肯定會給紅軍帶來滅頂之災的情況。

歷史就在這種如同鋼絲一樣的情形下轉變了方向。周恩來帶著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進行調解的時候，他的口袋里實際上還放著《作戰新計劃》的備用方案。一直到蔣介石口頭答應了抗日的條件，毛澤東才在政治局會議上非常明顯地松了一口氣：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得國民黨結束了持續長達十年的錯誤政策。

徐向前在晚年回憶這件事情的時候，經常喜歡運用軍事方面的術語來進行打比方。就比如在萬源保衛戰那一次，眼看著陣地快要丟失了，可是敵人卻突然撤兵了。他所說的是在1934年川陜地區反六路圍攻的時候，他曾經對許世友說過，當我們處于最難以堅持的時候，往往也就是敵人處于最難以堅持的時候。這種戰略層面上的耐心，或許就是紅軍在絕境當中謀求生存的關鍵所在。

這么一看，所謂的流亡計劃就好像一面鏡子。它映照出了紅軍的生存智慧，也映照出了歷史偶然中的必然。就算沒有西安事變，借助著與東北軍、西北軍建立的統戰關系（毛澤東將其稱作三位一體），紅軍或許還是能夠找到生機。如同徐向前經常所說的：革命不是賭氣，而是進行算賬。把民心向背的賬計算清晰了，再困難的棋局也能夠走得順暢。

現在再去看陜甘邊界很多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坡，仿佛還能夠聽到歷史轉折時候的風聲。徐向前病逝前的那一年，有記者問他是怎么看待西安事變的歷史地位的。元帥瞇著眼睛笑著說道：張學良送了我們一副滑竿，抬著走了十年抗戰的道路。這句話里有著對歷史的敬畏之情，也有著對命運轉折的坦然態度。畢竟真正的戰略家，不會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偶然性上面。